罗宗强，1931年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曾为小学教师、中学职员。1950年考入设于广州的南方大学国文系，是年底随学校赴湛江地区参加土改，被分配在湛江城乡联络处工作。1953年初，被调至海南垦殖局，分配至陵水县的南陵橡胶垦殖场，从事计划统计工作。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师从王达津教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1964年毕业，被分配至赣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1975年初得好友帮助，重回南开大学，初在学报工作，后回中文系任教。1981年升副教授，1985年升任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至1995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至1997年，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2000年与2002年，两次受H本大谷大学之聘。为其特别研究班（博士、硕士与部分教师）短期讲课。2004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退休，同年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至2007年。曾任唐代文学学会、李白学会、杜甫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育部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遗产》通讯编委、顾问。

　　《李杜论略/罗宗强文集》首先对李杜优劣论作了历史回顾，接着分章对李白与杜甫的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详细的比较，文献扎实，行文明白流畅，是了解李杜及其诗歌的一本很好的小书。

　　《李杜论略/罗宗强文集》：
　　这是诗歌语言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它仿佛口语，其实并非口语，而是高度凝炼纯净的诗的语言。它表面上朴素无华，毫无修饰，而实际上通体光华，溢光流彩，珠圆玉润。这是一种根据“清水芙蓉”的美的要求提炼出来的诗的语言。后来有的诗论家认为，李白的诗歌语言的朴素的美，是偶然得来的。例如，胡应麟认为：“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其实，这种说法只说出了一个方面，就是李白的高度纯净的诗的语言并非由于刻意雕琢而成，而是在任随情性的自由抒发的过程中率然而成的。李白的不少诗，所谓“援笔三叫，文不加点”，脱口而出，不须改动，确实并非苦吟推敲而成。李白自己也是这样看的。他在《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中写道：“（令问）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使王澄再闻，亦复绝倒。观夫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龙章炳然，可得而见。”他对李令问对他开口成文的评价是同意的，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率然而成的现象是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所谓“笔走群象，思通神明”，就是对创作过程的生动描述，类似于陆机和刘勰对同一现象的描述。形象伴随诗思到来时，文采也就自然而然出现。这个过程很贴切地说明李白进行艺术提炼的特色。他进行艺术提炼，不是苦吟诗人的推敲，也区别于自觉提倡功力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追求的惊人之语。他的艺术提炼过程，是在构思过程中同时完成的，在对客观世界进行形象概括或选择适当的形式以描述存在于心中的诗的境界时，就包含着语言的提炼过程。只不过这样一个过程不是自觉地意识到罢了。杨升庵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明李白诗歌艺术提炼之工。他以《朝发白帝》为例，说：“盛弘之《荆州记》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自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从盛弘之《荆州记》的这段话，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二者差别是很大的。前者是客观的叙述，后者是情景交融的描绘。前者只是叙述对于任何旅人来说都相同的自然条件，后者却是借助这共同的自然条件，以抒发李白独具的遇赦之后的欢快心情。除了思想感情这一决定因素之外，从语言提炼的角度说，前者只是一般的叙述语言，后者却赋予了语言以色彩的美和节奏回环的美，艺术提炼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王世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举了《峨眉山月歌》为例，说：“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后人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这就是说，李白诗歌语言的朴素自然的美，是艺术提炼的结果，不过这种提炼主要借助于平时的艺术素养，而在创作过程中，一挥而就，不加雕镂，不见斧凿痕迹罢了。我国古代的诗论家们对诗歌语言的这种炉火纯青的自然的美，有过许多论述。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他认为，到平淡处甚难，而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主张，正是要求“平淡而到天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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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
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
李白与杜甫生活理想之比较
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
李白与杜甫创作方法之比较
李白与杜甫艺术风格之比较
李白与杜甫艺术表现手法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