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
戴名世为桐城人，但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为衣食奔波。康熙十二年始，即常年在桐城附近的庐江、舒城等地教馆。康熙二十五年考取拔贡，此年冬北上人都。在国子监肄业后，先做过八旗官学的教习，又曾人山东学政任塾、浙江学政姜橚幕，其间数次南北往返，直至康熙四十八年才中进士，授编修，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多后，即因文字得祸，成为《南山集》案的主犯，在康熙五十一年受刑下世。戴名世自言一生“遍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輙有日纪”。①这些日记后多散失，今所存者只有记录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到七月，从南京到北京行程的《乙亥北行日纪》，康熙四十五年四月至五月，从北京到苏州行程的《丙戌南还日纪》，以及记述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四十年两次应浙江学政之聘，随其视学浙江各地之旅程的《庚辰浙行日纪》《辛巳浙行日纪》。
李德辉在《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等文中认为，行记与游记，均为纪游的文体，但两者又有区别。游记偏静态，主要记述一时一地的游踪，而行记则是对时空跨度较大、有较明确目的的“行游”见闻的记述。②按这一理解，戴名世的《北行日纪》《南还日纪》《浙行日纪》，均可归入“行记”一体。戴名世诸篇纪行文字，在符合行记一般规制，即按日记载途程、宿处的同时，又具有戴氏个人的特色。
首先是内容上的厚今薄古与重人轻物。此数篇《日纪》，主要着墨于现实见闻，虽也有对前代古迹的记录，但通常是一笔带过，不做进一步的考索、辨正。在记述现实时，又侧重社会人事，纯粹的景物描写较少。《日纪》所述见闻，主要有两类，一是出行的种种困苦。特别是《北行日纪》与《南还日纪》，为我们提供了康熙年间普通士子出行的真实详细的资料。戴名世一生中曾四次北上入京，又三次南还，《北行日纪》与《南还日纪》分别记述的是第二次入京和第三次南还之旅。与仕宦者出游可借助驿传资源、有专人接待不同，戴名世这两次长途旅行时，身份都是没有官职的寒士，旅费、仆役、舟车皆须自己备办，因此对行路的艰辛，深有体会。这些艰难包括：（一）气候的迫人。长途旅行，以春季为宜，即顾炎武所言：“夏暑秋潦冬寒，并不利于行路。”①而普通人出于旅费、现实事务等考虑，并不能一定赶在春季出门，戴名世两次出行，便都不在春季。而冬夏行路，各有不便，《北行日纪序》中对此有一总述：“其行以暑也，鸡未鸣即起，及早凉行数十里。日渐当午，则热气薰蒸，喘息皆欲绝……陆行当严寒，手足皆僵如痿瘅，冰结于髭须，冷气彻骨。抵暮，以厚直买束薪烧之，良久乃得暖气，肌肤渐生，寝才安，而圉人已趣之起矣。”②暑天行路，往往会碰到雷雨，如《北行日纪》六月十四日：“乃于三更起行，行四五里，见西北云起，少倾，布满空中，雷电交作，大雨如注，仓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湿。
……
展开
——党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