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缪斯与诗感空间》：
“言”未必是真的，“不言”也未必没有声音。这一点，在东北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对鲁迅其人其文的态度中即可证明。事实上，鲁迅的重要作品大多并没有在东北沦陷区中的各种官办报刊中刊登过，这是侵略者对所谓“赤色”文化禁止在日占地区刊登、传播的文化管制结果。但通过对《大同报》及其他报刊所刊登的鲁迅各种消息及介绍文字中我们发现，鲁迅的“声音”一直通过这里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特殊的“不言”方式来发出声音。这种“不言”的方式，就是那些热爱鲁迅的编者及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有效机会和曲隐方式把鲁迅等内地新文化、新思想的作家推介给东北民众。比如《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编辑最初以“文坛趣闻”“花边新闻”等栏目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学家如胡适、叶灵凤、鲁迅、臧克家、王统照、梁实秋、刘半农、巴金等人进行报导，这种类似于“绯闻”“趣事”的介绍一方面是为了向沦陷区的文学青年传递中国文坛的动向，使他们不至于因封闭隔绝“窒息而死”（孙陵语）。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对日伪政府新闻报纸控制规则进行不断地试探，试图在文化高压政策的缝隙中寻找一条可以“发声”的路径，这无疑饱含着知识分子“不言”又“言”的良苦用心。
为了不引起日伪新闻检察机关的注意，鲁迅的作品及介绍一般不会刊发在文艺副刊的正版上，而是刊登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比如丰子恺创作的《漫画阿Q正传》就是在“消闲”版上连载刊登的，其他的评介文章一般也是这样处理。同时，在刊发鲁迅的各种消息时也不能用编者心中所要表达的语词，而是要尽量迎合日伪当局者的要求。这种情况在报导鲁迅逝世的消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36年10月前后，鲁迅的病重与逝世是中外文化界的大事件，国内外关心鲁迅的人与媒体都非常关注。特别是鲁迅逝世的消息，国内外各大报刊如《大公报》，上海《民报》《大沪晚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以及香港《珠江日报》《香港港报》，马来亚《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新国民日报》等都在显著的位置进行连续报导，并相继组织文稿，出版纪念鲁迅专刊，为消陨的一代文坛巨匠而痛惜。而处于日伪统治下《大同报》文艺副刊的编者却无法把鲁迅去世的消息通过正刊及时刊发出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将鲁迅病重与逝世的消息刊登在第八版的“正页之外”栏目中，并且时间也延后了几日。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而《大同报》10月20日才在“正页以外”版刊登了“鲁迅病重”的消息，其口吻也似乎充满了不敬之意：“中国文坛硕宿鲁迅氏，为逃避国民党之弹压，屡行迁居，最近避匿于日陆战队附近之公寓中。然自今春来，其宿痾肺结核突剧，加以恶性之心脏喘息迸发，十八日夜陷于重态云。”为了不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编者有意在“避匿于日陆战队附近之公寓”的措辞中表达出鲁迅与日本“交好”并受其“保护”的信息。鲁迅去世的消息在第五天后，即10月25日才得以刊发，以公式化的“上海电”名义刊登了鲁迅的“治丧情况”，并附有“生平略历”“遗嘱七条”等相关信息。而后编者巧妙地以“一般推重”的题目刊登了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佐藤春夫的采访。文中引用了佐藤的话说：“鲁迅氏以东洋之著作家，虽受了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而决不因此丝毫失其为东洋之精神，就此点而言，乃现代第一流之著作家也，在日本亦不见有一人可以与彼对抗之人物。今而后之日本文学，想必将因彼而受大影响。”通过日本学者的话语对鲁迅给予了编者想要表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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