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多维透视（1927-1936）》：
前文已经谈到，“左联”成立之前，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停止攻击鲁迅，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鲁迅的伟大，而是接到了党中央高层的指示精神，被迫和鲁迅握手言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尽管鲁迅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依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落后”作家。“左联”成立之后，他们虽然在推翻蒋介石政府等方面上具有共同目标。但是，这却并不能完全掩盖他们之间在诸多革命认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鲁迅和早期“左联”成员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冲突，仅仅是没有集中爆发而已。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上海许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秘密杀害。一些棘手问题就摆在了“左联”领导人面前，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左翼阵营内部出现思想分裂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鲁迅和周扬等人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由于意气之争，中间也掺杂着某些人事纠纷和历史误会。但是，这种阐释仅仅触及了矛盾表层，而没有能够深入问题实质。事实上，鲁迅与周扬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在于他们分别代表着左翼阵营内部的不同革命逻辑：“政党左翼”和“启蒙左翼”之间的现实博弈。
“政党左翼”的组织化规训
实际上，“左联”具有两种不同功能：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二是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文学团体。“左联”成员大部分是党员，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左联”在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行动纲领：“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①可以看出，“左联”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团体，而是具有“第二党”性质的特殊革命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左联”成员必须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社会行动。比如，1930年5月24日，国民党军警以中华艺术大学学生援助罢工工人为由，封闭该校，并逮捕许多教授和学生。5月29日，在“左联”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上，中华艺术大学护校委员会代表发言，传达了该校师生决定在“五卅”进行自动启封的决定，要求“左联”配合和支援。盟员们后来一致同意：“全体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示威”，“并采取战斗队的形式，组成一个总队，下设若干小队，坚决地做斗争准备”。这些都是“左联”响应上级党组织的相关指示精神，而严密策划的社会活动，直接目的就是要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从组织原则来讲，“左联”特别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即对组织成员，要求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纪律性，严防各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侵蚀。1930年4月29日，“左联”执行委员会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不足惜的。”1930年8月，“左联”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严厉批评了部分“左联”成员“缺乏政治组织观念”，“集体生活习惯不够”，有些成员“犯超组织的活动”，“是个人主义的残余”，“很明显是说明‘左联’的组织依然有作家组织这个狭隘观念的存在”。1931年11月15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精神文件，分别在创作问题、题材方法以及形式方面，要求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红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的题材，等等；在具体作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在组织和纪律方面，“吸收革命的优秀青年文学者而施以严格的训练和教育，亦是加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机关的必要的方法。要加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同时又必须整饬纪律，严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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