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中人文情结的嬗变》：
赫索格便是在这种传统文化话语权力的作用之下的。他在传统的伦理与道德遭受挑战的当代美国社会努力维护着伦理与道德最后的尊严。尽管他只能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自己更为狭小的心理世界里孤军奋战，他却一直竭尽全力，锲而不舍。他怀念曾经的爱情，他诅咒友谊的背叛，他感悟亲情的点点滴滴，拭去他那一片赤子之心上的斑斑泪痕。他写的信内容庞杂、不得要领，他想的事桩桩件件，一片混乱。他的思想在生活的打击中已经变得没有体系，然而却始终没有模糊、更没有丧失其方向，那就是伦理与道德的方向。赫索格希望过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生活，一种讲求道德的生活，对伦理道德这一传统文化话语权力的中枢他始终心向往之。
然而，在话语权力的文化作用域，赫索格所承受的不仅仅有传统文化话语权力，还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话语权力，即后现代文化话语权力。许多后现代学者都对后现代文化的特质做出过论述，而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有如此评述：“贝尔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从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后现代的反文化是一种解构的文化，致力于打破既有建构，或者说这种反文化将解构本身视为一个新的文化方向上的建构。后现代文化话语权力将伦理理想与道德律例视为解构主义猛烈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里的逻各斯，力图打破伦理道德在文化领域的圭臬地位，力图瓦解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从而与传统文化话语权力处于激烈的冲突中。赫索格努力追寻道德理想，努力恢复伦理标准在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当被第二任妻子马德琳抛弃，被朋友格斯贝奇背叛时，他悲痛万分。这悲痛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遭遇，也是因为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标准遭到了亵渎。然而，在崇尚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同时，赫索格本人也并非对其完全遵从。他曾经无情地抛弃第一任妻子、贤淑的戴西，完全不顾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一个丈夫的要求。赫索格既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也是它的解构者。赫索格身上体现着深刻的矛盾，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背叛奇妙地却非常自然地体现在了这同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因为赫索格既在传统文化话语权力的作用之下，也在后现代文化话语权力的作用之下，他本人成了两种文化域话语权力角力的阵地。在与后现代文化话语权力的博弈中，传统文化话语权力本原的意义生发体系受到了挑战。伦理道德在文化中的领导者身份被质疑，其作为文化元素意义建构基础的地位被动摇。文化元素不得不在一连串的不确定性中试图与伦理道德的尺度相关联，在一个濒于幻化的坐标系中寻觅自己的文化坐标。然而，在话语权力的博弈中，传统文化话语权力虽然失去了绝对统治地位，却获得了意义发展的新的机遇。在与相对立的话语权力的博弈中，话语权力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一个整一的信息表达体系或者一个连贯的信息表达序列，而是深化到了一个多重维度的领域中，拓展到了一个对立统一的互动过程中。如此，话语权力的意义得到了丰富与深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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