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小说述行性研究》：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掀起了一股孔子热。按照钱锺书的表述，当时孔子被描述为“最富智慧也最具哲学道德的政治大师和预言家”，是“崇高、睿智、出于自然理性、，最为纯净”的思想典范①。在《世界公民》中，哥尔斯密也通过赞美尊崇儒家美德的中国是“快乐的国家”“哲学家的民族”（170），与自己国内信仰虚无、道德滑坡形成对照。李安济随时阅读儒家经典，一方面帮助远在异乡的他克服思乡之痛，使他“变得更加谦卑、坚忍和审慎”（23）；另一方面更让他看到英国宗教的腐败和人心的堕落。依据他的中国经验及儒家修养，李安济认为只有学问过人、圣洁正直的人才能担当宗教圣职。但他发现，在英国，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一个教会，再以商品的方式低价出售进入天堂的资格，更可笑的是居然生意兴隆。大小教会之间、正规教会与非正规教会之间整天争论不休，杜撰虚假教义，极尽嘲讽、谩骂甚至迫害彼此之能事，但不为整肃教会，而只因争强好胜（Ⅱ189）。对于普通百姓，宗教信仰也已变成一种摆设甚至儿戏。在小说41函中，当李安济怀着对宗教崇敬的态度与“黑衣人”来到一座大教堂，却看到毫无肃穆神圣的氛围。礼拜仪式刚一开始，一群吵吵闹闹、对教义一无所知的“傻子”纷纷离开教堂；仪式进行中，牧师诵读经书只是例行公事，而信徒们则各忙各事：有的抛媚眼，有的吸鼻烟，甚至有的因撑肠拄腹而在座位上鼾声如雷；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看起来听得最动情的老妇人却不过是常驻这个教堂的聋子！
在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成为促进人性向善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李安济发现，与在中国个人的“功绩才是人们加官晋爵、受人敬重的唯一保证”（127）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英国，由于出身决定一切，且上下等级森严，导致上层阶级傲慢无礼而下层阶级趋炎附势。一个人一旦受封爵位，哪怕他既没学识也没品位，依然每天门庭若市，只是“因为他有爵位”。不仅文人相轻，各自为政，而且虽然欧洲以文明自居，自命为“知识的摇篮”，但在《世界公民》中，咖啡馆中谈论的知识不过是道听途说，自视为艺术行家却不过是附庸风雅：爱好读诗却满足于一知半解，爱好音乐也只是弥补空虚，爱好绘画还不如说是“爱上艺术品”，购买和炫耀的快乐远远大于欣赏的快乐，等等。对于英国人吹嘘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举世无双这一点，李安济更是以医术为例进行了反讽性批评。从充斥伦敦各大街的“专治疑难杂症，药到病除”的医药广告来看，英国的医疗技术绝对是最高明的，但实际上许多医生几乎连基本的基础教育都未完成，赚钱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因此似乎作为英国人应该为自己持续高烧不退而满足，为能身患水肿而自豪，为被痛风折磨而高兴，因为万一这些病治好了，就可以自豪地成为国家医疗技术高超的证明；要是没有治好就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患有不治之症的诊断是多么正确！
小说中几乎每一封信函都是中西对比，都是哥尔斯密从某个方面将中国人理想化为恪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楷模，而将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表征为物质上奢侈，精神上虚伪，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不忠不信。但正如萨义德所说，由于西方文化（自认为）处于强势地位，与东方文化自由交流是西方人的特权①，无论是以其“奥林匹斯山神”的特权视角俯视英国的中国哲学家李安济②，还是理想的中国形象，都不过是对他者的文化挪用，其意在引起英国读者对国家物质富裕所引发的精神虚无和道德滑坡的社会现象的反思，并达到改善英国国民道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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