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以专题论文的方式,系统探究了自先秦至晚清的一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如《诗经》、《孙子兵法》、《老子》、《左传》、《六韬》、《史记》、《汉书》、《三国志》、三曹诗文、边塞诗、《三国演义》、《水浒传》、《孽海花》等,阐释其中军事篇章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特征。
作者试图走进每一位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心灵深处,体会他们的人生体验、文化心态、价值理念、艺术创造等,以富有创见的思想成果,推进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研究。
拙作《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即将出版之际,多年来求学探索的历程一幕幕浮现眼前。
1983 年9 月至1990 年7 月,在河南大学这所触目皆为民国建筑的典雅古朴的校园里,我待了整整七年,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几次选择,记得都是在这所校园做出的。比如专业方向。1986 年5 月某日中午,我与一群同学课后走出河大十号楼(该楼又称飞机楼。从高空俯视,该楼的平面造型呈飞机状,故称),向大学西门的方向走去。当时我正为选择研究生专业的事而举棋不定,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河南大学中文、历史两大学科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几乎每一个专业方向都有硕士点,每一个硕士点都有很好的导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拿不定主意该选什么专业。那天我往学校西门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心头响起—“中国古代文学,就它了!”那一刻,时空仿佛静止,我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简陋的西门,心里有一点小激动,当时就意识到那应该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受了李泽厚、庞朴等人论著的影响。从那时开始,我便踏上了这条研读古代典籍的“美的历程”,迄今算起来已有三十余载。
在这条“美的历程”上,数不胜数的古代先贤在我眼前“复活”了。他们有哪些独特的思想、艺术创造?他们能够给今人的文化心理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有益借鉴?我试图一一地去了解。怎样去了解?我采取了看似最笨拙但却自认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老老实实地阅读原典,努力还原古人生活的特定历史文化情境,努力一步步走进古人的内心。2007 年7 月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在该书的“后记”中,我提到了自己采用的所谓“文学诗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不能孤立地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而应多方面地把握司马迁的价值理念、人生体验、文化心态等,构建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文化语境”。这种研究“路数”,很自然地延续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一书的撰述上。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古代文学辉煌成就的重要表现领域。2000 年7 月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后,我任教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史论教研室,那时就计划撰写本书。后来我担任教研室主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更意识到写作此书的必要。我试图在本书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的系统性,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同时期的军事文学代表作家、作品,以此揭示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轨迹与主要特征。二是研究的纵深性,综合运用文艺学、军事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主要采取专题论文的方式深入研究古代军事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特征。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份书稿,距离这个目标自然有很大距离,但如果出于自我勉励的需要,还是可以不“谦虚”地说:在古代军事文学研究领域,至少迄今还未在国内见到与拙著选题相同的著作。人们可以读到研究边塞诗的专著,可以读到研究古代战争小说的专著,也可以读到古代军事文学简史,但却很难找到一本兼顾多个历史时期、多种文学体裁的论著。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为了能让每一篇论文有新意,自己往往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阅读大量材料。这是获得些微发现的必要前提。如此“用功”写出的论文,我希望是有意义的,我希望能揭示古人在军事文学领域创造出的文化价值。我会好奇于司马迁何以青睐一代“战神”项羽,试图写出司马迁寄寓在项羽身上的文化思考;我会基于对三国时期各种文献的阅读,从曹操的《蒿里行》入手,揭示曹操的基本人格特征;我会基于对卷帙浩繁的杜诗研究成果的阅读,从杜甫的《石壕吏》入手,说明杜甫何以会荣膺“人民诗人”的桂冠;我会基于对《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的对读,揭示罗贯中的战争文化思考;等等。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常常因此信心不足,是身边师友亲朋的关怀和鼓励,支撑着我顺利地写出了一篇篇文字。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韩兆琦先生、张大可先生。韩先生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长期担任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张先生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现任会长,我曾任该学会的副秘书长。
二十多年来,我参与了两位先生主持的多项学术工程,如《史记笺证》《史记疏证》等。多年来他们示范给我的,不仅仅是理论造诣、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生活态度,是那种热爱学术、勤勉探索、永不停歇的生活态度。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像他们那样活着,哪怕进入人生的暮年,也绝不停止专业努力。感谢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先生。朱先生是当代军旅文学研究的一面大旗,是这个领域学术成就最高者。在我担任《军艺学报》主编期间,朱先生多次慷慨赐稿,指点教诲。如今又为拙作赐序,让我感激不已。感谢军事科学研究院的刘庆先生、任力先生、钟少异先生。2009 年下半年,出于军艺教学评建工作的需要,我在军科战略部第四室进修了半年,追随几位先生研读《孙子兵法》和中国古代军事史。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中华书局的编审周旻女士。2011 年10 月,译注《孙子兵法》出版,迄今该书已累计销售超过二十万册。2016 年9 月,译注《六韬》出版;2018年1 月,译注《吴子·司马法》出版。上述拙作的责编均为周旻女士。她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我深深懂得了何谓敬业精神。感谢李琳女士、纪梦楠女士。从2014 年7 月开始,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栏目讲解中国古代、现当代军旅诗词,每周一期,延续至今。
她们是这个节目的编辑,工作非常认真,督促着我一篇篇地细读军旅诗词,一点点深化在这个领域的探索。
感谢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郭素琴女士。多年来她对我的无私帮助、诚恳支持,让我看到了人世间最美最善的心灵。坐冷板凳读书写作至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的鼓励。
感谢商务印书馆丁波先生、贺茹女士,南开大学的郭玉春先生,他们为拙作付出了大量心血。拙作得以出版,首先应归功于他们的慧眼提携和认真校改!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爱人。他们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本书的题签就是父亲陈文基写的。
想起一路走来师友亲朋们给予的恩德,我深感无以回报。感谢你们!为了你们,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精彩内文选读
辛弃疾的《摸鱼儿》作于淳熙六年(1179)三月。前一年,他刚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湖北转运副使,如今又改任湖南转运副使。从官职的频繁调动中,可以看出朝廷对他已不甚信任。词人无法亲临疆场以实现抗金大志,宝贵的光阴被白白消耗掉,心情郁闷无比。赴任前,同官王正之设宴为他饯行,辛弃疾感慨万端,挥毫写下此词。概括而言,这首词有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它与一般的政治抒情词不同,未将词人的满腔忧愤直接道出,而是上片写伤春,下片写宫怨,两片似乎在内容上并无必然的关联,颇费人思索。南宋罗大经说此词若出现于汉唐之时,“宁不买种豆种桃之祸?然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终不加于罪,可谓盛德”(《鹤林玉露》)。这段记载说明此词确有寓意。作者遥承了《离骚》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手法,巧妙地将伤春、宫怨两类不同的情怀贯穿在一起,暗含了无穷的政治怨恨。具体说来,上片通过描述对春光零落的惋惜,寄托了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朝廷的忧虑;下片则通过运用陈皇后、杨玉环、赵飞燕等一系列宫廷典故,抒写了英雄见弃于朝廷的慨叹,对权奸小人做了愤怒的诅咒。除了借助比兴寄托绾联上下片外,词人在结构安排上也费了一番苦心。表现在开头的残春景象与结尾的烟柳斜阳是遥相呼应的,使得全篇首尾圆合,意脉似断实连。
其次,此词“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夏承焘《唐宋词欣赏》),也就是说,作者宏大的气魄、愤慨的情绪能时时从沉郁柔婉的意境中透示出来,使全词呈现出刚柔相济的风貌。如上片在写惜春、怨春、留春的缠绵意绪时,笔法与一般的婉约词人有所不同,常出现一些极具力度的笔墨,像首句“更能消、几番风雨”,是利用控诉无情风雨来表现惜春之情的。陈廷焯评论道:“起句‘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百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又如下片在写完陈皇后的哀怨后,突然出现了口吻与前面完全不同的声色俱厉之语: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以受宠一时的玉环、飞燕皆化为尘土,诅咒嫉贤妒能的小人绝不会有好下场,向投降派发出了严正的警告。陈廷焯之所以说此词“沉郁顿宕,笔势飞舞,千古所无”(同上),其道理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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