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发学术精选集》：
茅盾主张的新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同现代旧小说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主题思想的提炼上更有本质的不同。小说的题材与主题紧密相关，很难把它们之间关系所表现出的复杂形态分得一清二楚。一般说，题材是构成已规定了的作品内容的基本材料，是作品的基础，主要是属于小说内容的客观方面，它显示着小说所反映的一定生活现象的范围；主题思想则是作品所反映的一定生活现象的社会意义和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的认识与评价，是寓于小说艺术画面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它反映着作家对生活本质认识的高度和政治倾向。正如高尔基所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这说明主题思想是与生动具体的题材密切结合、从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思想。茅盾要求现代新小说表现的主题思想，具有先进性、深刻性和含蓄性的特点。他不是站在一般的民主主义立场上看待小说主题思想的变革，而是站在含有无产阶级思想因素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从新文学的革命功利目的和改造人生的社会职能出发，来认识和论述新小说的主题思想的：其一，他认为新小说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因而或隐或显地必然含有对于当时旧社会罪恶进行反抗的意思和对于未来光明的信仰，指出新小说不仅要有暴露的主题，而且也应有歌颂的主题。这是由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辩证法决定的。五四前后的社会背景，“从表面看，经济困难，内政腐败，兵祸，天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从本质来看，被压迫被奴役被侵凌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越烧越旺，痛苦中孕育着希望，斗争中包含着胜利。新小说创作既要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吃人本质及其腐败黑暗的“病根”，又要“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这便是当今创作家最重大的职务”。他当时所说的“新理想新信仰”，主要指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不过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茅盾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理想新信仰”的阶级性质也在逐步起变化。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指出新小说的“积极责任把德谟克拉西”透过形象予以显现，使作品放出平民精神的光辉，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描写青年“烦闷”生活的小说，应该是“现代青年心力的结晶，良心的呼声”，从艺术画面的从字缝里隐隐地表现出“他们对旧习惯的反抗精神，对于新理想的追慕，以及宝爱自己刹那时的感情，努力要创造的诚意”，并要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因之这类小说应“含有广大的爱，高洁的自己牺牲的精神”。不仅要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无情抨击吃人的黑暗社会制度及其反动思想意识，而且要表现出他们的不安于奴隶地位的反抗情绪和向往“善美的将来”的乐观精神，反映他们以“钢一般的硬心，去接触现代的罪恶”，以“几乎不合理的自信力，去到现代的罪恶里看出现代的伟大来”。唯有这样，新小说才能真实地揭示现实人生的本质，展示历史发展的趋向，体现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故它的主题思想具有先进性和深刻性。又由于茅盾强调新小说所表现的人生不是个人的局部的而是全社会的，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纯是作者个人的，而是全体国民的全人类的，强调“描写全社会的病根”，或抒写全民众的思想感情，“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做代表”，也就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将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思想寓于典型的艺术画面之中，因而这便给新小说的主题思想带来含蓄性的特征。他认为主题思想的表达，决不能游离于艺术画面之外，更不能以抽象议论的方式喊出来，必须遵循小说艺术本身的规律，透过活生生的形象隐隐地暗示出来。他赞美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的主题思想表达得“极明显”，然而“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鲁迅在小说里决不“板起脸教训”青年，而是通过艺术美感作用，“指引青年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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