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海外传播的当代性反思》：
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将C奖同时颁发给绿原和顾彬；2013年德意志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代表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大奖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颁给顾彬。这表示中德两国文化界都认同顾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诗的译介工作。
虽然顾彬不相信文如其人的说法，但在介绍他在德国对新诗的传播情况时，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勾勒一下他的思想状况。顾彬的学生时期曾经非常激进，相信越是现代越是高级，这在我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到。80年代，当他目睹欧洲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危机的时候，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转折，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怀疑，日益趋向保守。他开始重新阅读一些保守作家的著作，并认同他们对道德、环境等问题的思考。当然，顾彬反对的是现代化对人的欲望的放纵，对其促动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对需要、对自身负责这一点，顾彬并不反对。顾彬反对那种将一切脏的、丑的放进诗歌的做法，认为优美的语言非常重要，他对保守派的重新重视也伴随着这一点。无论是翻译或者创作，他都认为好的德语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上顾彬有着自己的保守和精英立场。
顾彬最初受庞德译李白诗歌的影响，从神学转到汉学研究，他以博士毕业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获得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73年）。1981年顾彬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可以说，顾彬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都与此有关。他的这种倾向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小说和当代诗歌截然不同的评价。他在访谈中两次提及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不满，虽然这种不满不影响他对余华早期小说的欣赏。他说：“我最喜欢的一个奥地利作家Kappacher，他写100多页的中篇小说，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短篇小说，他写我最喜欢的奥地利诗人世纪末的最后10天，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故事，但是思想很深，语言很美。”而“中国作家一写会写一百年，写几个人、几十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老是说中国文学问题不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就是在于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需要时间，要慢慢写。要写几年，不要几个月之内写完”。站在顾彬的精英立场，以这样的速度推进和依靠灵感的写作是有问题的，也因此，顾彬将余华、莫言的小说统统归入不登大雅的通俗小说。在访谈中，顾彬还提醒我对英文show和tell的区分，“我不喜欢作者直接告诉读者他们应该想什么，我喜欢通过show，像唐朝的诗人一样，通过风景等让读者自己感觉到我想说什么。比方说Thomas Mann，他写Buddenbrooks的时候，他不直接告诉读者，他写一个孩子的手，我看他写手那一部分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命运会是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心里有什么矛盾和毛病，等等。但是中国作家如果他不写诗的话，很少能够这样做。有一些人可以做，但是很少。余华《兄弟》通过名字他告诉你应该怎么想，李光头，那我马上知道我应该想什么，但我不想跟着一个作家思考主人公，我想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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