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人，1940年生，本名王纪仁，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著有《文学风格论》《文学：理论与阐释》《文学的速朽与恒久》等。《浅论怪诞》获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文论三原点和元结构》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文艺批评价值的失衡与重建》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艺评论专项基金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本书是著名评论家王纪人的文艺评论自选集，收录了其2011年以后的文艺评论，包括《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与重建》《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等57篇。在本书中，王纪人提出：“中国文论的原点是道、境界和韵，这三者构成了中国文论的元结构，把握了它，就找到了中国文艺的价值所在，也找回了可资与西方文论对话和中西汇通的话语权。”他就文学评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影视戏剧赏析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使本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可读性。

　　《王纪人自选集：失衡与重建/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
　　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与重建
　　大约自90年代以来，对文艺批评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类批评不仅来自读者、作者和文艺工作的组织者，也来自文艺批评者自身的反思。就来自作者方面的批评而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当年还健在的老作家孙犁的一席谈：“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又说：“近年来，文艺评论，变为吹捧。或故弄玄虚，脱离实际。作家的道路，变为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文艺批评，致使伪劣作品充斥市场。”后面几句连带批评了创作，但归结于批评的失责。孙犁的话分别针对了文艺批评的庸俗化和玄奥化，在较大程度上是切中时弊的，而且毫不吝啬其尖锐性。多少年过去了，孙犁指斥的现象并未绝迹，诘屈聱牙的文章仍不绝如缕，肉麻的吹捧也时见报端，后者还存在着市场营销方面的需要。现在仅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达3000多部，电影800多部（其中近2／3得不到公映机会），电视剧更是不计其数。多数作者、出品人不满足于作品面世，最好有大块文章鼓吹一下，这对提高作品的销路和影响力，乃至将来评个什么奖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碍于情面，批评者也以唱赞美诗为主，附带再说几句“美中不足”“瑕不掩瑜”之类。久而久之，文艺批评就失去了严格的要求和公信力。早在90年代，一位著名影评家认为要挽救影评的危亡，就是要匡正以往的观念。他说“影评的目的非常明确。对读者而言是指南，告诉大家哪部影片的精彩之处是什么等等；对制片人而言则是宣传，有助于提高影片的卖座率。抨击劣片，告诫读者不要去看某片，则不属影评员的职责。”影评人自然无权干涉观众看不看某片，但要求文艺评论放弃“赞优批劣”、引导创作和欣赏，而只需充当作品的吹鼓手和推销员时，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又怎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评论呢？据说这样来规定评论的任务是为了同国际接轨，我看充其量也只是同国外的广告式评论接轨吧。事实上国外严肃的书评、独立影评人的影评，有不少是很有见地的，评论的尺度也是相当严格的。文艺批评贵在对作品作公平无私的衡量，古书《淮南子》云：“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文艺作品的轻重得失与成败优劣，是不能以人情面子来衡量的，而必须依照事实来说话，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也。
　　但是真的要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并且要说出好与坏的理由，也非易事。假定批评家个个都成了开封府里铁面无私的包公，那么他们凭什么说某作品是好作品，某作品是坏作品；某作家是优秀作家，可以得茅盾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而有的即使得了，也是可以质疑的。按照逻辑推理，显然应该有个共同遵守的批评尺度作为评价文艺作品好坏的依据。这个尺度既有常识性的一面，也有学理性的一面，具有最大的公认度。这类尺度过去是大略有过的，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以及西方的“真善美”之类。只是进入近现代以来，也遭到过诸多质疑。而新的尺度又似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曾指出过新文化运动以来批评尺度的五花八门：“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在鲁迅那一辈。已经有很多西方文艺思潮和流派传人中国，从而起到了借鉴作用，助成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和新艺术。鲁迅本人就受过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等的影响。但更多的人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因此被他一顿调侃：“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鲁迅不满的是当时一些作者或批评者在并不怎么了解西方的各种主义为何物时，就乱贴标签的现象，自然也涉及文艺价值判断混乱的问题，谁都可能因为信奉不同的主义而持有不同的标准。在鲁迅谢世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继续蜂拥而至，尤其是60年代以来的各种后现代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影响甚巨。如被认为影响到莫言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就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拉美流派。自然，在莫言的作品中，大体已经与本土的民间叙事合为一体了，他自己则认为更多接受的是《聊斋》一类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染。但是自从莫言得了茅奖，尤其是诺奖之后，遭到的质疑之声乃至声讨之声却不绝于耳了。这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文艺批评告别肉麻吹捧的好兆头，值得大大地庆祝一番了。其实这仍然是很可疑的。因为你可以不喜欢莫言的作品，事实上在历届的获奖者中谁的作品都可以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甚至他们可能做过不该做或不必做的事，说过不恰当的话，但这都不能成为否定他们获奖资格的充足理由，除非其中确有鼓吹法西斯的；包括认为莫言得奖全是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和英文译者葛浩文的功劳，与莫言已了无关系，是诺奖评委根据译者提供的“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这就更见荒谬了。肉麻吹捧固不足取，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怀疑一切，骂倒一切，类似于“有罪推定”，且死缠烂打，这样的批评风气也恐非正道。近来好像是有这样一股风，把文艺批评当作“拳击场”，上那个拳击场的批评家个个充当拳击手，恨不得把对方打得趴下才觉得过瘾。虽然他们对文本倒是读得很细的，但如果是为了深文周纳，也就不宜表彰了。看似热情却流于庸俗的吹捧，以及看似严格却喜好有罪推定的棒杀，其实都违背了文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而导致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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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价值判断的失衡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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