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89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著有《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作品），以及《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主编《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等。

编选 魏丽明
1965年生于福建，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印度国际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东方文学、泰戈尔相关课程教学研究，多次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参与策划印度泰戈尔大学泰戈尔博物馆“泰戈尔与中国”展览。作品（含合著）有《中印文学专题比较》《“万世的旅人”泰戈尔》《“理想之中国”——泰戈尔论中国》《男性作家的写作策略——介南德尔•古马尔小说研究》，为论文集《泰戈尔与中国》（中英文版）主编之一。

本书从泰戈尔的作品出发，将探究目光延伸至对其思想的阐释发掘，以及其在世界各国的接受和对世界文学思潮的深远影响。
本书所辑论文囊括了多位泰戈尔研究界权威学者的观点和著述，如：谭中教授从地缘文明谈徐志摩对泰戈尔的继承；伊普喜妲•钱达教授从李白的诗歌切入，辩证探究泰戈尔诗歌中的中国音符……这些论文的视角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聚焦东方，亦放眼全球，不仅重点关注泰戈尔在中国、日本、东南亚引发的共鸣，也详述了泰戈尔在俄语世界和欧洲诸国以及美国传播的情况。

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

 

作者　［美国］谭中

 

泰戈尔众多的国际友人中，中国人极少。这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泰戈尔只在 1924 年访华一次，如果不算他 1929 年在上海 Susima 夫妇家做客那次的话。另一原因是语言障碍。语言是跨文化交往的必要便利条件。中国语文和印度语言体系差异极大，从来就妨碍着中印两大文明之间亲密交往。这并不是说语言的障碍不能克服。许多著名印度高僧，如鸠摩罗什、菩提流志等人在中国定居，中文非常流利。可是他们却没有回到印度去扩展中印文化交流运动。也有许多中国高僧，如玄奘与义净，去到印度，精通了梵文与印度方言，但他们没有留在印度使得中印文化交流运动长期持续。

泰戈尔 1924 年“唯一”的一次访华有许多特点。其一是他得到“竺震旦”的中文名字，这使他晚年感到愉快。他在过最后一次生日时突然心血来潮，回忆起 1924 年访华时在中国度过的六十三岁生日，作诗说：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大地，

……

我着了长衫，接受了中文名字。

我心中明白：

有了友谊就使我再世。

 

其二是他出于极大的亲密与好感，为一位中国诗人取了孟加拉名字“ Susima”。这件事更发展成中印友谊的历史佳话—是两位诗人，不，是两位兄弟诗人之间的故事：“ Rubi 兄”与“ Susima”。泰戈尔访华后在印度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 Talks in China），在首页亲笔签名“献给友人 Susima”。这“ Susima”是谁，他和泰戈尔亲密到什么程度，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一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有三个新潮的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三个组织都在中国认真发展新文学的运动。在中国这个两千年来有着辉煌文学成就的国度里，由于文学体系背上过时的包袱而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我们通常用“文言八股”来形容这过时的文学体系。第一，它和普通老百姓之间沟通的语言工具有些格格不入；第二，它不能掌握世界发展的旋律。这三个文学团体以及以后陆续出现的其他组织都是中国改造这有害的文学环境的急先锋，致力于创造一种新式思想联络与精神交往的方式。

这第三个团体“新月社”中有胡适（ 1891— 1962）、闻一多（ 1899—1946）、梁实秋（ 190— 1987）等出色人物，但它的主要推动者是徐志摩（1897— 1931）—是国际大学泰戈尔博物馆 Rabindra-Bhavana 档案中的“ Shu Tsemou”或者“ Hsu Tsemou”。“新月社”是 1923 年在北京成立的，那时正处在准备欢迎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的兴奋之中。它在中国“白话诗”的诞生中起了接生婆的作用。它在 1933 年解散，实际上在 1931 年徐志摩急逝后就失去了生命力。

当我们看到这个团体选择“新月”这一名字时，马上就会联想到泰戈尔于 1913 年 出 版 的《新 月：儿童诗集》（ The Crescent Moon: Child Poems），这本书也是和泰戈尔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吉檀迦利》（ Gitanjali）齐名的，在中国比《吉檀迦利》更受读者欢迎。虽然有人认为“新月社”名字不是出于《新月：儿童诗集》，但如果我们探讨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深刻爱慕及泰戈尔访华对徐志摩的思想的巨大影响就可以忽视并拒绝这种异议。

据一个报道，1924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里，人们在彩排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徐志摩在剑桥热爱过的林徽因是剧中的女主角，背景中有月夜的景致。知名作家李伶伶认为这是新月社成立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彩排是为了次日在北京庆祝泰戈尔六十三岁生日的大会上的演出。泰戈尔看了年轻可爱的林徽因说英语主演《齐德拉》片段，非常感动，还上台去拥抱了她。林徽因又是徐志摩的翻译助手，跟徐志摩一样与泰戈尔形影不离。泰戈尔又得知徐志摩和林徽因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遭遇（有一种说法是徐志摩请泰戈尔劝阻林徽因别和梁思成结婚），最后泰戈尔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用孟加拉语念出两句诗，译成中文变成：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

 

有趣的是，一本较新的、广为传阅的泰戈尔传记对这一逸事做了曲线报道说：林（徽因）小姐，（泰戈尔）年轻可爱的翻译，花枝招展地跟在诗人（泰戈尔）身边。泰戈尔后来在两句诗中这样告诉她：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这一报道差点没捏造出莫须有的桃色新闻了。西方学术界这种“黄色”倾向不可取，但也看出泰戈尔和他的年轻翻译之间的深厚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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