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
铜鼓是乐器，但是在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铜鼓不仅是乐器，更是重器和神器，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铭刻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观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铜鼓的信仰和禁忌，客观上促成了人们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自觉的维护。
据考古学界对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出土铜鼓的研究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西南少数民族已经开始生产和使用铜鼓。古代濮、越及苗瑶族系都是使用铜鼓的民族，所以苗、瑶及由濮、越人演化而来的仡佬、侗、水、布依、壮及土家等民族一直在使用铜鼓。以贵州而论，“解放后，我省麻江、赫章、遵义等地先后出土铜鼓六面，贵阳、都匀、长顺、贞丰、丹寨、望谟、兴仁、册亨、安龙、从江等县，也曾征集铜鼓七十余面，这批出土和征集的铜鼓，其时代早至战国，晚迄于明清。以上资料不仅反映了贵州境内居住的古代民族至迟于战国时期已经使用铜鼓；而且，它还有力地证明了贵州铜鼓分布范围甚广，其古代民族使用铜鼓的时代延续甚久”①。有关铜鼓文化，不仅在《旧唐书》《宋史》《岭表记蛮》《黔苗图说》《黔记》及各种志书中有记载，贵州境内还留存了以铜鼓命名的山、岩、坡、关、原、坳，河、水、溪、滩、塘、潭、井、乡、寨等近百处，蔚为壮观。而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的习俗及民间传说中也留存了不少铜鼓文化的内容。例如，苗族叙事歌《娥娇与金丹》里唱道：“用牛来祭祖，分鼓再开亲。只要他俩赔了礼，也算服了老规矩。”所谓“分鼓”，就因为鼓是氏族或家支的象征。即同家共鼓，同支共鼓。分鼓即把氏族和家支分开，意味着不再是同宗共支，可以开亲。布依族中有《铜鼓的传说》，水族也有《关于铜鼓的传说》。
仡佬族使用铜鼓的记载最早见于《旧唐书》：“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为乐。”使用铜鼓的习俗，“如清末民国初，安顺县湾子寨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家人要将老人扶坐在铜鼓上落气后方行沐浴。平坝大狗场老人咽气时，除扶其坐在铜鼓上，还要用两面铜鼓垫脚”。而在镇宁县茅草寨的仡佬族中，流行着在吃新节时唱《泡筒歌》的习俗，唱时要以吹泡木筒和击铜鼓伴奏：“……泡筒、铜鼓哪个先？仙女在前造泡筒，古老（仡佬）后把铜鼓造，泡筒铜鼓来相配，结成一对传人间。泡筒腰间两个孔，铜鼓周身古老钱。泡筒下端削偏口，铜鼓周身有盘龙。仙女低头吹泡筒，古老围着铜鼓擂。吹起泡筒擂铜鼓，吹吹打打乐融融。泡筒吹响庄稼好，铜鼓打响庆丰收。泡筒吹响万物生，铜鼓擂响世太平。泡筒铜鼓配成对，忍勒（仡佬人自称）世代万年传。”
彝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术界一些论者认为是没有铜鼓的民族。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时期古墓中5面铜鼓的出土，结束了这种观点。而近年在贵州赫章可乐汉墓中出土的铜鼓，“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所出‘石寨山式’铜鼓相比较，不管其质地、铸造技术，或是形制、花纹均相雷同”。即属于滇系铜鼓，在彝族传说里，铜鼓富有神灵，最能集中地反映彝族铜鼓文化的是流传在滇桂交界地区的彝族史诗《铜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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