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佛禅对宋诗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其中最显著的影响便是理圆思深的宋调的形成与佛禅有着深厚的渊源。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①此语一语道出了继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再辟新域的艰难与窘迫。但是，宋人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独辟蹊径，着意挖掘和表现诗歌描写对象内在的理趣，从而形成有别于唐音的理圆思深的宋调风貌。所谓理圆思深的宋调指的是宋诗自成一格的“理趣”。关于“理趣”，钱锺书说：“释氏所谓‘非迹无以显本’，宋儒所谓‘理不能离气’，举明道之大纲以张谈艺之不同，则理趣也。”②可见宋诗中的“理”趣，既包括理学之“理”趣，也包括“禅理”“禅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乃糅合融会释老之学而创，故而即使是充满理学之趣的宋诗，亦常常可于其中寻得佛理或禅韵的踪迹。钱锺书还形象描绘了“理趣”之“理”的特征——“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③这一描述把宋诗理趣与佛禅兴悟思辨之趣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形象地描绘出宋诗理圆思深的创作特点。因此，从深层影响的层面而言，理圆思深的宋调的形成与佛禅融会于宋诗的独特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华严之消除时空、物我、理事等分别的圆融宗观往往渗透在宋诗人跳跃式思维的谋篇布局中。又如佛教观想静察的自然观不仅影响着宋人日常生活的修行体验，而且影响着他们赋诗运思中的意象营构，在诗歌中鸟兽草木、风花雪月等自然意象往往因此蕴含佛理禅趣，于自然景观中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底蕴。再如禅宗“游戏三昧”的开悟方式不仅启迪了宋人的诗性智慧，而且成为宋诗语言活脱、诙谐且耐人寻味的渊源之一。凡此种种，都是佛禅给宋诗“理趣”注入的活力源泉，从而形成其虽在以“象”写“意”上不及唐诗，但在以“象”写“心”传“理”上从谋篇布局到意象营构再到语言思维都自成一调，远超前人，形成宋诗理圆思深的独特风貌。
其次，佛禅对宋词书写的内容、创作方式与体式和风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双璧生辉。如果说唐是诗的国度，那么宋就是词的天堂。词在宋代的辉煌既合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是多重外部因素促成的，而宋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以糅合融摄佛道之学的理学精神为底蕴且极富弹性与包容性的一座文化高峰。程朱理学建立前，佛教尤其是禅宗对宋代文化发挥着显著而深刻的影响，出现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①的局面。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兴盛，佛教尽管已逐步走向衰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顽强地影响着宋人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就包括了佛禅对词体文学的影响。具言之，最重要的有四点：
一是以词说佛理、援佛入词扩大了词作的书写内容。
唐词中已经有“援佛入词”的现象，但为数不多。宋代是个崇理致思的时代，宋人不仅热衷于以禅喻诗或以诗说禅，援佛入词或词蕴佛理也成为普遍的现象。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