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宁波）﹒近现代书法研究（二）》：
尽管我们着眼于他的天性和禀赋，但老年黄宾虹看自己幼时对文字的敏悟应该是有其深意的。其中不能忽视的是，有清以来，诸如乾、嘉朴学及黄宾虹极推崇的“道、咸间的金石画学复兴”所给予的学术背景和滋养启发。对此，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清朴学、碑学的兴起，是否仅是因清廷高压下知识分子自织帷幕而埋首故纸堆呢。自视甚高的士夫学人们在一次次地如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股地遍理精神传统、体认思想经典的同时，那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对他们来说不仅只是经史的载体，且还是安放心灵的最妥帖处。尤其与黄宾虹同时的、相执的一些不能安于学究生活而持社会激进思想的如曾锐意政治变革、“托古改制”的学问家章太炎，苦思冥想的文史家、美学家王国维，乃至艺术气质极浓且相当新派的郭沫若、闻一多等，为何都不约而同地在哲思的、艺术的流连跋涉和激烈的社会砥砺之余，都去叩动那扇被称之为“小学”的质朴之门呢？显然是因为时代激变、国门洞开的挑战。而文化人更忧虑的是如何确认和保存精神的源头和本质。显然，此时的文字学，悄悄地但不可遏制地生发着的是文化寻根的意味。
黄宾虹来自古徽州，那里既有丰厚的传统滋养又是近代学术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在他百多年前，戴震以“训诂考据扶发义理”开乾、嘉朴学皖学派；而黄宾虹自家族中就有前辈黄白山著六书训诂之学《字诂》《义府》；泾县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开碑学风气，而一部篆刻史，最重要的皖派大都是皖南徽州人氏，虽清末浙派崛起，但有程邃的“参合钟鼎古文”在前，继有邓石如的书、印亮出鲜明的碑学色彩；同时歙人汪纫庵有大量的古印收藏和印谱刊行，从文人篆刻盛行到大量古印蔸集研究，致使学术意义上的印学形成，歙人的作用重大。这样的乡梓渊源于黄宾虹自是如沐甘霖。他六七岁时摹刻的古印已让父亲大吃一惊，二十几岁开始潜心搜罗汪纫庵印谱所录古印，中年以后他已获其大部分藏印，至逝世后家属捐给国家的收藏中即有手订但尚未刊行的“大玺”“小玺”“图腾”“官印”“玉印”六大册古印释文和九百余方古玺印。近又发现他在1915年前后受康有为托编的《国是报》，除时事评议外，辟栏专撰古印谱评述，文中散见有关文字、书体衍变的见解。正如苏金海所言，黄宾虹治印不多亦非专精，虽从小摹印一生研究古印，但他似乎并不打算付诸实践，可以说，他是另有所图的。而且，黄宾虹确是个极敏感的人，世纪初考古及考古学的概念才刚进入中国，从1911年始，他搜罗排比有文字的陶器残片及与之相合的古玺，三十年编成一册具有考古意味的《陶金玺文字合证》，实物影印，相互印证“昔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也“可证实玺印之用途”。“说略”中称，陶玺文字又可见出书体及风格之异态：“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是以为书法源流之参考。”
被朋友称为“识字第一”的黄宾虹，释文解字是他一生的曰课之一，其立场和方法也大都是证经、证史一路，《陶玺合证》即是以一种更为可靠的手段来寻证史实。只是不同于别的一些文字学家、印学家，最终以绘画名世的黄宾虹，更注意文字、书体乃至书写者性情与书法风格的关系。尽管那时在中国画的研习中还没有用到“空间”这个词语，但外来艺术所显示的异样的空间观念已被感觉到并形成挑战。作为自小就是摹写高手的黄宾虹，必定会以一个善于把握物形的心理和眼睛，加之敏感、深邃的文化人的哲思，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来考虑“空间观”“语言类型”这样的问题。但是，尽管从文字到“山水”之间的通道如同前文所述及的画图——文字——书法——绘画这样的书画史嬗变序列一样是有其历史的、内在的依据的，然而，在新的历史转折面前，黄宾虹的探索仍是孤独、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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