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书法史/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
一、由忠于清室的观念情绪出发，不但波及到抽象的伦理信条，也还波及到自信、自尊等个人的立场问题。
遗老们对清朝重整江山的努力大都不置可否，但对以往功名显赫的历史却很难忘怀。它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教条，还有自己。大约很少有人在千辛万苦攫得进士、举人甚至状元头衔，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之后会断然否定自身的辉煌历史。像蔡元培这样的勇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尽管状元或翰林已非复往日威仪，但由此而获得的自尊与信念却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当事者的内心，就如同捐官者在科班出身者面前矮三分一样，民初的一段时间内，状元、翰林仍然以此自炫并对新进者不屑一顾一一它似乎以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不屑一顾作为大背景。这种等级不但在旧营垒中根深蒂固，就是在新阵营中也颇为流行。刘半农可算一代枭雄，但他也因未读过大学而受到大学教授如胡适的取笑，一气之下留学巴黎，非弄个洋博士的头衔不肯甘心。刘半农尚且如此，以之衡量遗老们对往昔功名的态度奚复何言？
因此，遗老们很少有肯与时俗为伍的。他们那攫取功名的身价使他们自视甚高、同味相投，当然是以此划圈合为同道。被时代冷落、被政治失落使他们更增长了畸形的自尊心理，拒绝外来，只有在小圈子里，一切习惯的价值观念还有发挥的市场。遗老群书法之所以能构成民初书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不能不从他们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这一点上多作考虑。
二、遗老们之所以不自觉落伍，也与民初政局动荡大起大落有关。
首先，是宣统皇帝的退位，并不完全由革命党人的努力所致，袁世凯觊觎皇位不止一次，而宣统帝位的取消必然也带上了某种妥协的荒谬色彩。1911年，清廷代表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除了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外，还专门由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其中包括“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暂居宫禁”等，这就是说，溥仪还是“皇帝”，仍用宣统年号。在一般遗老心目中，这个皇帝虽已贬值但仍有希望卷土重来。
以后的事也不出预料。趁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之际，张勋于1917年秋即率师入京，旋即拥溥仪复辟登基，虽然立即冰消瓦解，但给遗民们的希望却带来了一丝光亮。此后，也许是国民新军看出了政局动荡的危险征候，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宣布永废皇帝尊号，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但我们又看到了溥仪出走东北当“皇帝”，虽然是个儿皇帝，又受尽当傀儡的气，但毕竟知内情者少，对于一班遗老而言仍然是十分向往的。如果再加上袁世凯自己当皇帝的丑剧，则在民国这三十多年间，几乎无时不可感觉出皇权的存在与它对民众思想的干扰。
遗老们则是甘愿接受这种“干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忠于清室在将来会有好结果。当然这也表明他们的封建信念未泯。作为一个拥有特殊位置的阶层，他们也很乐于孤芳自赏并以已有的功名官阶互相炫耀。反过来，社会与民众在走马灯似的政局动荡中也迷惘不已，他们也认为翰林、状元、进士之类的称号未必完全贬值，好奇的心态与对共和政制的迷惘，也使他们对遗老们采取恭敬的态度。若没有这两个条件的配合，一则遗老书家不会遍布各地而不仅限于京津并构成一个明显的书法群体与阶层；二则即使有这样的阶层也绝不可能占据一个时间段落。前者表现出横向的空间生存涵义；后者表现出纵向的时间生存涵义。前者得力于政局不稳和遗民们的信仰不减；后者却得力于民众与社会对之的默许态度和甘愿供奉。当然，作为经济基础，双方的交通环节即是书法作为商品的流通。没有鬻书这一现象，一切还是空话，比如在商埠上海，封建意识即未有北京天津那样浓重，更多的倒是表现为一种商品交易的买卖关系再加上某种猎奇心理的需要满足。
三、在忠于清室的伦理前提下，遗老们也正面临着生计日蹙的困境。信念可以不变，家计却不能不作现实考虑。以遗老的招牌去吸引民众以博衣食无虞，在当时是既不失信念又不落身价的最好办法。当然，这时的遗老已经不再有很多的冬烘脑袋，现实的严酷与革命潮浪的冲刷，使他们被迫开始用相对实际的立场来考虑自身的位置。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