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龙，江苏东海人，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先后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乡村社会经济史，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完成各类课题5项。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地区民族种类繁多，且多居于边疆，分布区域广泛，使得西南地区的社会问题突出。为改善农村社会的民生，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保障国家政策的推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包括农村社会组织化建设、农村社会稳定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法治探索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大致按照稳定、改造、发展三个基本思想脉络推进，其中稳定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改造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发展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三者关系具有承接和连续的特点。实际上，新中国成立17年的民族工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初探索。当前，总结新中国成立17年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可更好地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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