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鲁迅相关文化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等。 就职于国家一级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任《上海鲁迅研究》责任编委、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十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著有《周文画传》、《许广平画传》、《旧迹拾遗——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及合著《鲁迅与电影》、《华痕碎影》等；策划责编《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鲁迅文萃》4卷、《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版画集影印丛书》及责编《许寿裳遗稿》4卷等；主持上海鲁迅纪念馆网站及策划“上海鲁迅纪念馆专业图书数据库”等。

本书收集了作者自1990年代以来鲁迅相关杂述，依照文章主题，略分为“鲁迅文化”“鲁迅著译”“时代同仁”“文史偶得”“史志回顾”5个部分。本书所收各文，详略间之，多为一时所得，与作者之《旧迹拾遗——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相类，是鲁迅相关研究回顾之一种。

鲁迅观影谈

1927年秋，鲁迅与许广平到上海之后，直到1936年秋鲁迅逝世，除了两度北上省亲，鲁迅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在这9年时间里，虽然鲁迅时常想离开上海，另寻定居地，但终于再也没有离开。这9年的上海生活，成为鲁迅一生中成就最多的9年：创作、翻译文学作品，办刊物，参与“左联”等进步社会活动，提倡并推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办版画展览，培养文艺青年等，都是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是，在成就这些成绩的过程中，鲁迅所花费的心血，却可以以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的《献词》为写照：

你曾对我说：

“我好像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当然，鲁迅并非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他的休息就是看电影，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而可惜很少有好的。”既然是娱乐，鲁迅选择真正的娱乐方式——也就是许广平所说的，乘车去电影院，并在电影院选择好座位观影，应是自然的选择。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在上海期间共在20多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其中去的比较多的当是上海大戏院、明星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光陆大戏院等。离鲁迅住址（今山阴路）较远的有卡尔登大戏院、南京大戏院（5000—6000米的路程）等。

在鲁迅所观影过的电影院中上海大戏院是比较特别的一所。上海大戏院由广东商人曾焕堂新建于四川路1408号（虬江支路口）同庆戏院旧址，1917年5月17日开幕。建筑仿造欧洲剧场形式，里面装饰华丽、座位宽敞。“为上海唯一最大之剧场，定名为上海大戏院”参见吴志伟：《早期上海大戏院兴衰》，《检察风云》2017年第15期。。1920年曾焕堂在其岳父黄楚九的资助下，收购合伙人邓子义和意大利人罗乐璇等人股份，独资经营该影院。1932年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复交后，上海大戏院是上海最早放映苏联电影的电影院之一，1933年上海大戏院放映第一部苏联影片是《生路》，《申报》广告介绍这部影片：“苏联五年计划成功之代表作！在沪开映第一声！负有伟大的教育使命的大众的影片。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全片充满了生命力，令人感着强烈的刺激！全沪报纸一致赞扬。” 1933年2月19日晚，鲁迅与许广平去看了这部电影。他在上海期间看过的将近10部苏联电影，其中6部是在上海大戏院观看的。1936年，苏联在上海组织亚洲影片公司，它与上海大戏院合作，也将上海大戏院作为首轮放映苏联影片的电影院。

鲁迅一般是就近看电影，因此，鲁迅在上海时期所看过电影的电影院大部分在虹口四川北路沿线。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虹口地区已经成为电影院的集中区域，“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开设的有上海影戏公司、联合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37家。据统计，当时电影公司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全国共计179家，仅上海一地就达142家。这样来看，虹口地区截至1927年所开设电影公司数量，便占了上海电影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有30余家。如此众多的大戏院（电影院）为鲁迅就近观影提供了方便。当然，从统计以及相关资料来看，鲁迅并不固定在某个电影院，更侧重以所想看的影片来选择电影院，所谓“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因为汽车走得便捷，没有什么困难”。如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的娱乐》中所提到的《仲夏夜之梦》就是如此。鲁迅1935年12月21日日记如此记载：“晚同广平携海婴往国泰大戏院观《仲夏夜之梦》，至则已满坐，遂回寓，饭后复往，始得观。”国泰大戏院（CATHAY THEATRE）位于今淮海中路870号（茂名南路口），距鲁迅当时所居住的山阴路有将近10千米的路程（国泰大戏院也是鲁迅去过的电影院中离家最远的），为看一部电影，鲁迅全家两度前往，也可以说为阖家娱乐而全然不顾往返奔波之苦。

至于影片的选择也如许广平所列举的那样，是全凭他的爱好。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在上海期间约看了140余部电影，除了目前无法考据的六七部电影外，其中美国电影约有121部，涉及纪录片（探险）、剧情、喜剧、动作、恐怖、歌舞、动画等电影类型。其中，占有比较多的应是纪录片（探险）。于此，鲁迅曾对友人说：“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菲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菲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关于电影类型，鲁迅的看法也比较明确，1935年1月他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昨天到巴黎大戏院去看了《黄金湖》，很好，你们看了没有？下回是罗曼谛克的《暴帝情鸳》，恐怕也不坏，我与其看美国式的发财结婚影片，宁可看《天方夜谈》一流的怪片子。”

上海时期的鲁迅，自觉承担了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手段，推进中国文化进步的工作。但对电影是一个例外，他既然要将看电影作为休闲娱乐活动，那么对影片的选择大致轻松愉快兼具知识为重，以免将以娱乐为目的看电影活动变成另一项工作。当年影片公司或者探险家自主拍摄的探险纪录片，一般在实地拍摄，而且基本上没有剧情，是鲁迅很中意的电影类型。鲁迅所看的探险纪录片，并非粗制滥造之作，如1928年所看的反映东南亚风土人情的《暹罗野史》，曾获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杰出艺术作品、最佳影片两项提名。史高萨克（Ernest B.Schoedsack）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还担任编剧、摄影之职。鲁迅所看的电影中，除了《暹罗野史》外，《兽国春秋》《金刚之子》《古城末日记》等都是由这位史高萨克参与拍摄或导演的。而探险纪录片《南极探险记》《爱斯基摩》都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项。当然，如前所说，鲁迅看电影最主要的是为了娱乐消遣，他并不会特别关注电影演员、导演以及是否获奖之类的。

鲁迅喜欢看探险纪录片，作为探险纪录片的延伸，如《金刚》之类的电影他是必看的，同类型的电影《泰山情侣》居然看了3遍，可谓乐此不疲。当然，他并不拒绝看其他类型的电影。看鲁迅观影的统计，影片类型相当全面。其中，《罗京管乐》这部电影颇令人关注。这部电影由意大利和德国电影公司合作拍摄，由当时意大利男高音伏尔毕（Giacomo Lauri Volpi）主演、主唱，属于音乐风光片。当时《申报》广告这样介绍这部电影：“各报一致赞美的艺术作品，爱好音乐和美术者不可不看！世界闻名的歌剧大王劳尔·伏尔毕初上银幕名贵惊人杰作，浪漫歌唱热情巨片！背景完全摄自罗马、威尼斯、尼斯，奈不尔等诸名胜区域，弥足珍视。饱含诗意的一幅画。”《申报》1934年4月8日。鲁迅几乎不谈音乐，不知道他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后，会有什么想法鲁迅曾观摩过上海工部局乐团的交响乐演出。。另一部特别的电影是英国拍摄的《非州战争》鲁迅记作《菲州战争》。这部电影由当时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主演的剧情片，这是鲁迅所看的电影中唯一部以黑人作为主角而且作为正面的、以反抗者形象出现的电影。

现在无法推测鲁迅选择电影的决定因素，许广平回忆中，说鲁迅“选择片子并不苛刻”，至于许广平说的“侦探片子如陈查礼的探案，也几乎每映必去，那是因为这一位主角的模拟中国人颇有酷肖之处，而材料的穿插也还不讨厌之故。历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活的社会相，也是欢喜去看的”等应该是看后的观想，当然这种观想影响到他以后看片的选择，看电影也有一个经验的积累过程。许广平还谈到鲁迅去看《仲夏夜之梦》是朋友介绍的缘故，而且看过之后鲁迅觉得有些失望。对照《申报》上的电影广告，推测鲁迅选片，除了熟悉的探险纪录片类型，鲁迅选择看什么电影主要是根据广告决定的。有时他觉得好的电影，会邀请亲友一同去看，如1931年10月11日“夜邀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西线无事》电影”。也有他看了觉得好的邀请亲友再度观看的情形，如1931年8月23日他看罢，于第二天又邀请周建人夫妻一同去观看。1936年10月他看罢《复仇艳遇》，在给黎烈文、黄源的信中推荐这部电影，希望他们去看。不过，看广告也不一定得到好结果，如他对《倾国倾城》就有“并非广告上说的那么好的电影”的评介。当然，也有随意决定所看影片的情形，1931年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观影记录：“夜微雨，访三弟，值其未归，少顷偕蕴如来，遂并同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电影《银谷飞仙》，不佳，即退出。至虹口大戏院观《人间天堂》，亦不佳。”

作为作家，鲁迅也看名著改编的电影，如《四骑士》《三剑客》《浮士德》等10余部，其中引起鲁迅反响的名著改编的电影有《金银岛》，先后看了2遍，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杜波罗夫斯基》改编的《复仇艳遇》向亲友推荐。而根据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观后大失所望。据说鲁迅曾出席了改编茅盾《春蚕》的电影试映式。这种观影经验是否影响到他对自己小说改编为电影/演出剧本的看法，尚需进一步探索。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第一次带周海婴看电影时间是1933年12月23日：“午后同广平邀冯太太及其女儿并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赠阿玉及阿菩泉五，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在这之后，鲁迅选择电影，就有考虑儿子观影需求的因素了。当然，探险纪录片小孩也可以一同观看的。与鲁迅不同，周海婴在看探险纪录片之后，产生了与他父亲不同的想法，鲁迅向友人报告他儿子近况时说：“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鲁迅让周海婴看电影也会带来这样的情形：“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怎么也不肯学习的懒汉，不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1933年12月之后，鲁迅看电影也并非每次都带上周海婴的，在鲁迅带周海婴的电影中，有一部电影令笔者关注——就是他们1935年观看的探险纪录片《兽国寻尸记》，《申报》广告是这样推介这部电影的：“一部荒蛮的怪异志，黑人如厉鬼，火烤活人头。极度残忍，极度恐怖，极度野蛮，极度惊人！世界唯一探险家戴亚提司令实地摄制”，《申报》1935年5月11日。广告上还配了烤人头的照片。其时，周海婴6岁。

鲁迅在上海期间看了140余部电影，但直接对所看过电影的评点不超过10部。这表明鲁迅确实将看电影当作娱乐了。

鲁迅并非不知道电影的社会功用，在他翻译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所著《艺术论》，日本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共同辑译《文艺政策》等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都有对电影的讨论。《艺术论》的作者卢那卡尔斯基在书中还引用了列宁的对他说的话：“一切我国的艺术之中，为了俄罗斯，最为重要的，是电影。”当然，最完整的体现无产阶级电影理论的是鲁迅1930年翻译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这篇长文的作者岩崎昶（1903—1981）曾于1929年组织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是日本著名的左翼电影评论家、导演及制片人。鲁迅在这篇译文后，撰写了近3000字的《译者附记》。其中，鲁迅说：

但我偶然读到了这一篇，却觉得于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大概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觉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现在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这些宝贝，十之九都可以归纳在文中所举的某一类，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国人为对象而作，所以运入中国的目的，也就和制作时候的用意不同，只如将陈旧枪炮，卖给武人一样，多吸收一些金钱而已。而中国人对于这些的见解，当然也和他们的本国人两样，只看广告中借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于各类影片，大抵都只见其“非常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没有法子办——自惭形秽……非洲土人顶喜欢白人的洋枪，美洲黑人常要强奸白人的妇女，虽遭火刑，也不能吓绝，就因看了他们的实际上的“巨片”的缘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国人是古文明国人，大约只是心折而不至于实做的了。

看电影之后，那些电影对鲁迅的创作或其他文化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鲁迅看电影之后的文化意义？）对于这类问题的论述，笔者以为由于鲁迅相关论述与所看电影数不成比例，因此很有必要把鲁迅看过的电影看一遍才有正确而充分讨论的基础或前提（最低限度也应把这些电影的梗概、剧照看一遍），否则难免陷于臆测，得到想象式的结论。当然，鲁迅文章中比较直接的论述，大约是同为黑奴而相互欺压的情形：如“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等——这其实是鲁迅经常讨论奴隶和奴才意象的又一个具体例证吧。另一方面相关论述则算是对电影观众心态的描摹（或推演）：“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等等，并非涉及电影本身。此外，在《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中关于美国的“武侠明星”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的讨论也没有涉及电影本身。

上海时期的鲁迅，在其日记中，没有直接地看中国电影的记载。但从他杂文中的某些评论（如《姊妹花》）来看，推测他似乎看过这些中国电影，这便留给我们探索的空间，即鲁迅对当时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到底是持怎样的态度，难道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演员的演技或中国编剧水平不足？或者鲁迅自觉如深入其中，则会失去看电影这项几乎说是唯一的娱乐活动？

1933年11月12日，自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的组织捣毁艺华影片公司摄影场等处，并散发《宣言》传单，指责艺华影片公司为“共产党宣传机关”云云。鲁迅对该事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准风月谈·后记》剪贴了相当数量相关报道，并说：“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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