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论学集》为姜亮夫先生晚年的的学生与助手傅杰教授所编。全书共收文近三十篇，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卷为文化史与学术史，收录《新经疏》《诸子古微》《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等十余篇文章，是对姜先生一生着力最勤之领域基本情况的梳理，多为纲领性的篇章，是姜先生一生治学的基石。下卷为治学历程与治学方法，收录《我是怎样做研究工作的》《根底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我与敦煌学》等文章，既回顾了姜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又可从中见出姜先生的治学特点、方法与态度。总体上，本书可称一本内容宏富的大家小书，其中篇章不仅是相关领域的佳构，更可为今人从事文史研究树立典范、指导门径。
在大学时代，我逐步懂得了学习方法。当时大学中文系共有四门课：（一）文学（包括散文、诗、词、曲）；（二）经学（主要讲《诗经》、《尚书》、《三传》——《公羊》、《穀梁》、《左传》）；（三）小学（即今天的古汉语，主要讲声韵、文字、词汇）；（四）哲学（包括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中西哲学史等）。我努力学习四门功课，想成为一个全面的学生，这样，的确使我从中得到许多知识。
教文学的林思进先生教我们读整部的书，一部一部读下去，禁止我们未读过原著便读诗话、词话，等等。林先生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我很爱好文学，整个大学阶段，天天作文，作诗填词，一心想做诗人。
经学是龚道耕先生讲授，初步是读《诗经》、《尚书》原文，看注疏，然后教我们知道中国学术是有家派的，两汉以前的学问必须分家派。当时我向廖季平先生请教，他讲了汉学、宋学的区别，说“孟子是宋学的根源，荀子是汉学的根源”等等，使我略略知道一点辨章学术的门径，但这两句话，直到我三十几岁教书时，才懂得了它们的意义。
廖先生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他把公羊家的政治张三世之说——据乱、升平、太平——等详细讲过，这一点，使我认识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读哲学，使我懂得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安排以及宇宙观、认识论等等问题。当时对逻辑却有些爱好。
小学（即古汉语）的学习比哲学更为艰苦。先生指了路，但如何进门，全无所知。《广韵》抄过两遍，《说文》点过两三遍，还是茫无头绪。林、龚二先生都很重视，认为这是求学的基础，只有死啃一途。学习中渐渐地也尝到一点味道，但始终是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不能融会贯通，更不能独立工作。整个大学读书时代，我对这一类的课程极为重视，而进步却极端缓慢，我当时觉得诗情词意被它磨损得不少。
总的说，大学阶段，我对知识有几点认识：（一）懂得读书要有一定的基础，要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不要作空发议论、无关痛痒的文章及顺风倒的诗词；（二）懂得了学术是有流派的，即使是一个人的学问，也可能早晚有区别，因此不但要看他全部的作品，还要分别他作品的早晚。
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因此读书倒也十分用功。追想起来也颇有些笑话。譬如学罗素的《数学原理》，我因为没有数学基础，连看都看不懂，就不断地补习数学。我在口袋里放了粉笔，看到黑的地方就写，常常写得头昏脑胀。有一次我踱到校门外，觉得有一块漆得墨黑乌亮的黑板，我拿出粉笔，就演起解析几何来，并不觉察这是辆黄包车，直到车主人拉起车子走，我被车轮夹住，车主人还以为是小孩子，连连喊着“别闹别闹”，这时我已被车拉倒了，头皮也擦破了。我觉得这种昏头昏脑的行径，对我当时的进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今天的社会是不需要这样的。
大学毕业，我在学习方法上有这样的体会：（一）初知“连类而及”及比较的读书方法，做学问可以从一个问题引出其他问题。（二）初知根底之学与浮夸之学的区别。林先生教我们读诗词，但不许我们看诗话、词话，他说：“做学问要从根底着手，每首诗读懂了，自己也会作诗话、词话了。”的确，首先要接触原始材料，如果只看别人做的概论，只了解一些皮毛，是学习不好的。抄别人的东西，因袭别人的思想，也妨碍自己学业上的进步。在这一段时间，我熟读一些基础书，如《诗经》、《尚书》、《左传》、《礼记》、《楚辞》、《史记》、《说文》、《广韵》、《荀子》之类的书，对打基础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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