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1937年生。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孙昌武先生，一九三七年生，辽宁省营口市人。南开大学教授，曾在亚欧和中国港台地区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和从事研究工作。
　　孙先生治学集中在两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化。孙先生学术视野广阔，熟谙传统典籍和佛、道二藏，勤于著述，多有建树，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所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7）等推进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在国内外广有影响；作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世所公认，垂范学林。
　　孙先生已年逾八秩。为总结并集中呈现孙先生学术成就，兹编辑出版《孙昌武文集》。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佛教/孙昌武文集》收录孙先生已出版专著、论文集；另增加未曾出版的专著《文苑杂谈》、《解说观音》、《僧诗与诗僧》三种；孙先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未曾辑人论文集的，另编为若干集收入。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佛教/孙昌武文集》：
　　这样一方面，河西地区吸收大量中原移民，把汉地文化连同汉传佛教传播到这一地区；另一方面这里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与西域诸民族密切交流的地区，集中了众多自各地流移的各民族僧人，他们随着居民迁徙浪潮分散到中原和南方，推动了各地佛教的发展。比如众所周知，后来北魏代郡佛教的兴盛，就直接受益于征服北凉后大批移民包括随同前来的僧侣、工匠等人力资源；又如严耕望曾指出，刘宋以后南方佛教兴盛，义学发达，“而驻锡南方者亦绝大多数为北僧之南徙”。这样，伴随着“五凉”地区移民的流动，不仅当地佛教持续地兴盛，影响又广泛扩展到内地。
　　乱世中如此频繁移动的人流裹挟着各族民众，必然会进一步打破民族界线。又“十六国”中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政权，都不能不倚重中土士族势力，吸收、重用汉族士大夫。某些政权如苻秦、姚秦宫庭后妃中亦有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表明民族联姻已普及到社会上层。这都是北方民族统治阶层积极主动地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举措。涉及民众，魏晋以来地方豪族阴庇建立起来的堡坞，成为地方经济和军事实体，往往也是各族混杂构成的。而那些率领流民迁徙的坞主有少数民族人，也有汉族土族豪强。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魏晋以来某些少数民族政权南下后多保留本民族原有部落组织，建立政权亦多采取“胡、汉分治”办法，但是随着逐渐定居汉地，解散部落、让各族居民隶属州县、归人编户成为总体趋势。各族人丁同样成为治理下的编户，他们的民族身份也就不显得重要，他们之间的民族界限也就渐趋消泯了。
　　这样，各族民众迁徙流动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有利契机。流动造成不同民族混居杂处，促进他们相互间的交往、交融。其主要趋势是北方民族与经济、文化先进的汉地民族“同化”即“汉化”，包括由渔猎、游牧向农耕定居经济形态的转化。这对于这些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当然北方民族在某些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固有传统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当时各政权一般都注意网罗当地士族豪强，更多重用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如石赵的张宾、苻秦的王猛等，这就有助于打破汉代以来门阀专制体制设定的用人界限，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结构；又例如为了发展经济，某些政权曾采取分配土地、耕牛等措施，从而冲击了魏晋以来的大土地占有制度，这已是北魏均田的滥觞，等等。虽然在动荡政治局势下，北方民族的这些变革举措规模和成效有限，但从长远看，对于造成后世隋唐经济、文化的繁荣是有所贡献的。
　　“十六国”时期的人口迁徙流动对于佛教传播发挥了直接作用。流民中不但有相当数量的佛教信徒，还有僧侣。许多著名大和尚都有流亡的经历。流民迁徙给他们提供了活动环境，扩展了佛教的势力和影响。
　　流亡民众佛教信仰的具体例子，如《冥祥记》里记载：“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据说后来崇等五人以念观音得救；又“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车骑将军，世信奉法。父苗，苻坚时为中山太守，为丁零所害，仲德与兄元德携母南归。登陟峭崄，饥疲绝粮，无复余计，唯归心三宝”，他们也终于得救。张崇一例明确说到同行的是千余户的流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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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十六国时期佛教与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北魏佛教——国家统制佛教体制形成
作为统合各民族精神纽带的西夏佛教
以汉传佛教文化为主流的辽文化
金佛教——接受汉地文化的津梁
元代佛教——藏传与汉传两系分立与并存
清王朝佛教政策——兴黄教以安天下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