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

《孟子》一书，成于战国，位列诸子，曾经是每个识字中国人的必读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本书从训诂、修辞和义理三个角度逐节解读《孟子》全本，探寻其雄阔简劲的文章笔法，感受其博而能约的历史眼光，体贴其明德新民的微言大义，从而认识古典和当下的交互，体会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感受学问与生活的融合。

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是《孟子》一书的开篇第一章。古人著述，务实而不蹈虚，没有我们今天惯用的前言之类，但对如何谋篇开局，往往有内在的讲究，譬如《诗经》选择《关雎》开篇，《论语》选择“学而时习之”开篇，都暗含了编著者的文心。孟子周游列国，是到晚年才至魏国见梁惠王，但为什么在《孟子》一书中，会把见梁惠王的这段事情放到最前面呢？这是因为，在这短短一段对话里，涉及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义利之辨”，放在最前面开章明义，有心的读者如司马迁，读完这段，就已经“废书而叹”了，因为他已经从中看懂了孟子的心思。

“叟”，这是梁惠王见到孟子时说的第一个字，确实也一下子让孟子的心“嗖”地凉了半截。“叟”是长老的意思，是对老者的尊称，用在孟子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本来倒也没什么不妥，但若联想一下春秋战国诸侯礼贤下士时的通常称呼——“夫子”或者“先生”，我们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差距了。原来梁惠王对待孟子只是敬老，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值得倾听教诲的师。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提的问题非常直接，这里面有一丝轻视孟子，想掂掂他分量的意思，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梁惠王此时的急迫心情。见到孟子的时候，正是惠王最郁闷的时刻：与东边的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太子申被俘而死；和西边的秦国一战，公子卬被俘，兵败割地，不得已还要迁都到大梁来；此外，南面的楚国也虎视眈眈，北面的韩国和赵国虽是同源邦国，也各有各的算盘。梁惠王本身也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眼看着从祖、父两代传下来的魏国大业摇摇欲坠，故而不惜重金从各国延聘贤才，就是想迅速解决眼前的不利局面，富国强兵。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会感到，梁惠王这么问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听到这话的孟子，心里肯定是有些不乐意了。谈到教育，儒家有句老话，“有来学，无往教”，只有当学生兴冲冲跑到老师那里想学点东西的时候，教育才起作用，若是颠倒过来，老师掏心掏肺地四处要教人，那往往收效甚微。孟子当然非常清楚这点，不过为了推行“王政”这样的大同理想，只好“不远千里而来”，对话还没开始，已置自己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再加上被“叟”字一呛，可能已经是一肚子火了。

更何况，孟子一直对单纯的“富国强兵”很不以为然。《告子下》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先树立“仁义”这样的道德原则，而单纯重视土地、经济、军事这样的短期之“利”，那么这么做的臣子就是贼臣，愿意这么被辅佐的君王就是昏君。孟子最不以为然的，恰恰是梁惠王此刻汲汲以求的，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局面了。

但是，对于想做老师的人，其实这种时刻正是最关键的时刻。如何引导一个有缺陷的灵魂向着好的方面转化，光责之以切是不行的，更需要懂得诱导的艺术。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可以称作所有老师的老师。我在想，假设苏格拉底遇到这种局面，他一定会再把问题抛给对方：“请问，大王所谓的利到底是什么？”梁惠王一定会答“富国强兵”诸如此类，然后苏格拉底会再通过不断的询问，诱导梁惠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利”这个概念的无知，让梁惠王意识到，富国强兵只是一种小“利”，可能还有更好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利”，等到这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可能起作用。

但孟子没有这样。当然，他采用的方式也很有力，是先秦诸子常用的一种方式——推论法。梁惠王仅仅是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却将这样的问题推演至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并描绘出一幅“假如每个人都这么问”的惨烈图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气势逼人，也的确把梁惠王噎得哑口无言。但梁惠王口服心不服，从何见得？我们可以再看《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阔”，是分离、隔开的意思，梁惠王觉得孟子说的东西和自己关心的事情隔得太远，因此再有道理，梁惠王也听不进去。

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于从利益和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的现代人要小心一点，不能看到梁惠王没有被说服，就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懂得教育心理学。像孟子这样的人，见过同时代多少通过巧妙的言辞之道游走于君王身边的策士啊，苏秦、张仪、邹衍……倘若他愿意，随随便便也能把梁惠王哄得团团转，但他依旧不管不顾，用一大段严词把梁惠王给噎在那里，为什么？

同样是《告子下》，里面还有一段记载，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孟子的心思。“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陈子问古代的君子什么时候出来辅佐君王，孟子回答，有三种情况会出来，有三种情况会离开。接下来孟子详细说了这“三就三去”，其中一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非常清楚，只有做好准备倾听意见的人，才能听得进意见。梁惠王第一句话就让孟子明白了他正是那种自己要“去之”的君王，因此，可能从一开始，孟子就没有准备说服梁惠王。

但他依然说了一大段光彩照人的话，不是吗？是的，因为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他们期待的听众，并非只是几个当时的君王将相，他们关心的时空乃是一个恒久广大的时空。

在“仁义”这样的内在道德原则和“利益”这样的外在结果考量之间，永远先选择前者，“何必曰利”，这样决断性的话，在孟子之后的一代代中国人不是都听进去了吗？当然也包括我们。

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河，古专指黄河。魏国的河内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一带，河东在今河南济源市一带。

梁惠王喜欢搞为国为民的大工程，假如当时有条件，诸如移山填海这样的壮举，梁惠王一定不会错过。可惜当时只是战国，在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里，梁惠王觉得自己能尽力去做的，就是通过大范围人员和粮食的流动，来解决局部地区的灾荒问题。但梁惠王的困惑在于，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着想的大工程，却似乎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

梁惠王拿自己和碌碌无为的邻国君主做比较，于是，孟子也拿弃甲而逃的兵士来打比方，跑了五十步的逃兵和跑了一百步的逃兵，有本质差别吗？在孟子看来，梁惠王的这些移民移粟的工程，就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治标不治本，因此与邻国的不作为并无二致。

那么，何为治国的根本呢？第三、四自然段就是孟子呈现给梁惠王的王道图景。这两段文字非常漂亮，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值得细细品味，同时，其中也综括了中国先秦主流思想中对理想国的基本描述。

这样的漂亮描述，又绝非现代政治家的空话连篇，而是句句落在实处，落在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最切实的地方。“不违农时”，就是不能为了征伐或者大兴土木而滥用民力，耽误插秧、收割、播种这样有严格时间要求的农事。“数罟不入洿池”，细密的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斧斤以时入山林”，按一定的时令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这就是对自然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相信自然和人类需要一种彼此尊重的共存，而拒绝狂妄的所谓“人定胜天”。进而，生死无憾，不饥不寒，这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一生最起码的需求，但却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给予人民的最有力量的承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谨，是认真对待；庠序，古代地方上的学校，商代称庠，周代称序，这里泛指学校。在基本生存保证之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让普通人懂得尊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道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社会在满足个人温饱之后，方不至于又沦为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丛林社会。

接下来，是一段反面文章。和前面对于王道理想社会的尽力铺陈不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这里只用寥寥十余个字，勾勒出一幅乱世流亡的悲惨场景。按理说，这正反两方面的场景应该是对等的，但在篇幅上却相差这么大，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作者的文心。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很多现代作家往往采取不遗余力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改善，但古典作家都懂得，唯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他们对恶的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

“王无罪岁”，这四个字很要紧。“罪岁”就是在外面找原因，天灾啦，国际金融危机啦，把罪过都归咎于这些外在东西上面。而“无罪岁”，就是能时刻躬身自省，事事都要先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根源，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如此。所以古代君王经常会在天象异常或者灾乱频繁的时候下“罪己诏”，虽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形式，但“罪己”不“罪岁”的思想，却是一种自孟子以降的治国常识。

变今之俗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段可视为前面两章的总结。“变今之俗”四字，是孟子一生志向。俗者，习也，即一个社会自上而下都习以为常之思想，或接近所谓“意识形态”。富国强兵，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意识形态，然而国富民弱，一将功成万骨枯，把国家的强盛建立在民众的苦难牺牲之上，这是孟子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被历史一次次证明的不可长久之事。

“变今之俗”的方式，在孟子和他所私淑的孔子那里，都是先自上而下，从劝说君王、劝说重臣开始，渐渐知其不可为，遂再自下而上，从著述立说、教育身边弟子以及与同时代人论辩开始。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或许觉得他们只是种种徒劳，并没有明显地改变什么当时的政局和习俗，但试想假如没有他们，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何种中国。而每一代杰出著作者的任务，都是和种种“今之俗”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只是通过使用普通人也在使用的语言，只不过，让这语言更准确、更清晰、更具体，把对人类问题的判断和选择隐藏在自己所选择的词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