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五卷（1977—2000）·突破与创新的时代》对1977年至2000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宏观扫描，作者主要从文学史的重写、方法热、禁区的突破与新领域的开辟、学科的恢复与建设进展等方面入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有了新观点,材料丰富，对这个时期研究状况的论述比较完整,并且采用史料的考订和史料学来论述。
导言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五卷,描述的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最后一年,即1977年至2000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陷入一场空前浩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几乎被摧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始进入一个在废墟中重建的新时期。
重建的道路并不平坦。重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进行的。中国社会对内先后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又恢复高考制度和大学学位制度,选拔优秀人才；对外打开国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借助西方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上述举措显然与“文化大革命”中“兴无灭资”的政策大相径庭,因此,要实施这些新政策,必然需要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僵化封闭的思想观念依然禁锢着中国社会。1978年5月,中国社会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从为“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错误批判的人士平反昭雪开始,中国社会不断批判极左思想的回潮,而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也加快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进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顺应和响应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一方面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推动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从为遭到错误批判的革命作家平反昭雪开始,逐步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恢复名誉,不断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寻找更加富有弹性的指导思想和更具有解释力的批评方法,其间虽然不断遭到“左”倾思想的阻挠和反对,但仍坚持突破和创新。
和中国社会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突破和创新时,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未来的明确图景,找不到可循的先例,没有周到的计划,可以说是在不断试错中进行的。特别是在1989年至1991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向何处去？一度成为悬念。但从1992年起,中国社会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定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这一时期,作为市场经济思想基础的自由主义,也一跃成为新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把“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作为一个时间段落,进行各项事业的规划,作为20世纪最后一年的2000年经常被各项事业规划视为下限。饶有意味的是,2000年无论对于中国社会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是一个恰当的下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1977年至2000年,是一个摸索与追寻的阶段,中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才算找到自己起飞的跑道。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大国崛起”进程,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时间窗口,换言之,从2001年起,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崛起”阶段。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2000年也构成了一个恰当的下限。虽然文学研究的进行并不必然以一个世纪的结束而收官,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对现代文学进行历史大盘点的冲动油然而生,不少著作和论文都冠以“20世纪”的标题。这就自然而然地划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时间下限。而从2001年起,随着大国“崛起”的进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新的变化,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划分出1977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还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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