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重年（1938年10月—2017年12月），山西文水人。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和学习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主任，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专业的创建，历任档案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研究领域为档案学、图书馆学研究与教学。曾任国家教委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上海市档案学会学术委员主任。为《上海人民政协志》《档案学辞典》编委。著有《档案文献编纂学》等。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上海文史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本书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记述著名档案学家、上海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的开创者之一、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武重年教授关于家世亲友、执教治学、参政议政和人生阅历的漫述。武重年的父亲武和轩（1901—1986），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和蒙藏委员会官员，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他曾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引起强烈反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武和轩拒绝去台，毅然留沪，与国民党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应邀赴京参加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以后连任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及第六届中央常委会顾问。1955年起任第一届至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1959年起，任第三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武重年的母亲是清代名宦祁寯藻之后。本书不仅叙述了武重年所听闻经历的父辈故事，也讲述了他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以及后来被下放到工厂第一线参加劳动期间的社会风潮和交游经历，另外，还包括他在20年后又回归自己原先的专业，以及加入民革后所作的工作，担任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所经历的参政议政活动，等等。可以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望与观照。

一、跟随父亲动荡的日子

    1童年时在重庆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那时我父亲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是蒙藏委员会参事，当时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迁到了重庆，所以我家安在重庆。

因为我生在重庆，我名字中的“重”就是因重庆而来。有人给我开玩笑叫我武重（zhong）年，我说我不是德高望重的重，我是重庆的重。

因为我的童年在四川巴县（现在在重庆市）生活，虽然我后来念书在南京、上海、北京，工作在上海，但是我最擅长讲的是重庆话，因为从小生活在四川，后来在念书和工作期间，和四川人、重庆人对话很多，所以我表达最流畅的是重庆话。

1938年10月5日，我出生在重庆中一路，实际上大概叫中山一路（四川人又叫中一路）上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20世纪90年代，我随上海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组织的访问团到重庆访问，重庆市政协曾派车、派人帮我找到了这家医院，现在大概叫胸科医院，我很高兴找到了我出生的医院，我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

1939年5月初，我1岁不到，日军飞机接连在重庆进行了“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我们家就从重庆市区搬到巴县去了。为什么会搬到巴县呢？因为日军飞机大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的几个防空洞都坍掉了，死了好多人！为了防止再遭轰炸受到伤亡，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都迁到重庆四周的乡下去了，其中有一部分迁到了巴县，蒙藏委员会也迁移到巴县，蒙藏委员会的官员基本上也把家搬到了巴县。

我父亲生于1902年7月20日，他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现在吕梁地区）农村，抗日战争时期那里是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刘胡兰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贯家堡。我对我父亲的童年生活知道的很少。我们文水县的武姓没有家谱，后来我在上海接触了几位姓武的朋友和同事，一位祖籍是盐城，一位祖籍是宁波，一位以前是上海市社联的副主席，他老家是嘉定和太仓接壤的村庄，村里全部姓武，他们家里都有家谱。我就问他们家族的历史，一位告诉我说他们是从盐城武氏家族开始有家谱的，另外一位也是从宁波开始的，但是先祖都是从山西迁徙过去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是不是因为武则天当了女皇的缘故？在那个时代武则天当女皇是大逆不道，是违背天意的，她把李氏天下变成武氏天下，为后世历代王朝所不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准山西文水武氏修家谱了。我是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其实武则天到底是哪儿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争得很厉害，四川广元说她是广元人，山西说她是山西人。吵了好几年不吵了，听说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武则天出生在四川广元，祖籍是山西文水。今天在山西文水县有武氏故居，武则天其实在那里没有住过，现在牌子上写的是武则天祖居，大门进去迎面有一个武则天的塑像，我记得塑像的基座上有一句题词，大意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伟大的女政治家”，下面落款的名字是宋庆龄。

1939年，我家所居住的地方是巴县西永乡永兴场三重堂，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宅院。这个地主姓何，叫何老五，是个开明地主，不是恶霸地主，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租给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居住。这个何家看起来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地主，算是书香门第，听说他的后代很有出息，读书很厉害。因为蒙藏委员会跟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能不一样，所以我父亲他不是很忙，就是说不用每天都上班，而且他是一个参事，等于顾问类型，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那里我们住了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

我6岁时开始上学。那时候四川巴县没有幼稚园，在这之前，我母亲教我认了些方块字，在识字方面有了些基础，所以我6岁时就直接进了永兴场的小学读二年级。我没有念过幼稚园，也没有念过一年级，6岁就读二年级我印象很深。当年我从我们家住的三重堂到永兴场小学，路程有4里路，每天上学去4里回来4里，中午在学校搭伙。重庆虽然是天府之国，但那时候的伙食现在来看是很差的。我记得当时经常吃的一个菜，四川人叫水煮藤藤菜。后来我才知道，四川人最早不吃这个菜，一开始是拿来喂猪的，抗战爆发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大量的人口迁移到那里去，慢慢的把这个菜作为主菜，所以基本上我在永兴场小学中午吃饭都是藤藤菜，没有什么油水。我母亲心疼我，有时候悄悄塞给我一个咸鸭蛋，这很不错了。米饭还可以，因为四川主要是产大米。下午放学比较早，再4里路走回来。天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顽皮，脱掉鞋子和袜子到河沟里玩，四川当地人主要是穿草鞋或光脚，我们下江人多穿袜子、鞋子。

我母亲是非常能干的一位女性。她出生在封建大家庭，是整个家族的老大，我是老大的儿子，所以我跟阿姨们的年岁相差不大。我不记得他们有几房，反正我母亲这一辈排下来有15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是老大，现在上海还有我两个最小的阿姨，一个只比我大两岁，一个比我大五六岁。我母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京的时候是南京市政府交通科的一名科员。当时的南京市长是马超俊，在二三十年代的南京非常出名。那时候市政府机关不大，所以科员跟市长都认识。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就操持家务，到四川后就不工作了。因为她在家里是老大，所以她很会弄家务那一套。虽然我们在巴县时总体的生活环境比较差，但是，一方面，毕竟我父亲是中央政府官员，收入还可以，另一方面，我母亲很会操持，从小受家庭生活影响，我到现在最喜欢吃的是淮扬菜（因为我母亲生在扬州），我现在也会做一些淮扬菜，那时候生活还不算低谷。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在生活上，我从小没有感觉到苦不堪言。可能就三个因素，我父亲收入不错，母亲很能干，四川比较富裕。

尽管我从小出生和生活在四川，擅长讲四川话，但是我却不吃辣，到现在为止不习惯吃辣，因为当时家里面不吃辣。我母亲也会做山西面饭，所以我家要么吃山西面饭，要么就是淮扬口味，没有四川口味。前几年上海市政协有一次组织我们政协委员到成都去，四川省政协请我们吃饭，一桌子菜全是辣的，我一个菜也吃不下去，后来怎么办呢？叫服务员给我弄了一大碗白开水放在那，把菜先往水里面涮涮，去掉辣味，我才吃了一点。

我在四川永兴场小学读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没等到读三年级，抗日战争就胜利了。

在这段时间，因为我父亲在蒙藏委员会是个闲职，没多大的事情，因此他抓住了一个机会，从四川巴县来到北方，把我的哥哥、堂兄从沦陷区接到巴县，我们住在一起，然后父亲给他们安排，有的考进了南开中学。我的一个堂兄武永兴现在还健在，94岁了，离休以前是河北大学副校长，曾经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是化学方面专家。后来，他考进了西南联大化学系读化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就职，后在北京碰到西南联大的老教授，被介绍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助教。在上海市政协委员里有一个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跟我很熟悉，有一次他跟我谈起，说这个武永兴在我们化学教育界是很有名气的。这是我们武氏家族兄弟姐妹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他很巧啊，巧在哪儿呢？他的名字叫武永兴，跑到了永兴场。天下竟有这种巧事！

在重庆巴县三重堂时，我们一家住在堂屋，左厢房是贾亦斌家族住的，所以后来当过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贾亦斌曾来过我家。那次是贾亦斌在上海参加淞沪抗战结束后回四川探亲，来到三重堂。那时我刚生出来不久，正在襁褓中，我母亲抱着我见过贾亦斌。

贾亦斌193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是行伍出身，1932年入南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屡立战功。1943年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1946年4月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少将组长，与处长蒋经国结识，逐渐成为蒋经国的心腹，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他不在时贾亦斌是代局长，这个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实际上是领导青年军的机构，十万青年军就是由这个部门领导。但是贾亦斌没有死跟着蒋经国，在他陆军大学时同班同学段伯宇(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1949年4月7日，为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第一总队在浙江嘉兴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从后路包抄余杭，活捉两蒋，计划很宏伟，但是失败了。贾亦斌率部起义，蒋介石、蒋经国非常愤怒，自己的亲信竟然搞了这一手，所以调集了重兵进行镇压，起义军遭到敌军围追堵截，被打散，贾亦斌也身负重伤，历尽艰险，在当地群众和游击队救护下，被送往游击区，后来随解放军进入上海。贾亦斌在1957年加入民革，后来担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又跟我父亲同事多年。

……

编撰说明

一、跟随父亲动荡的日子

1童年时在重庆

2在南京时的生活

3匆忙离开南京

4在上海的三次搬家

二、新生活的开始

1父亲和部分立法委员起义

2重回南京

三、我中学时的生活和见闻

1重新来到上海

2父亲到上海赴任

3我在上海念中学

四、我的大学生活

1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2铁狮子胡同的见闻

3反右运动的经历

4在天安门广场过的四个国庆节

5大学时的劳动和实习

6 1959年的“反右倾”

五、父亲在民革

1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2受毛主席接见

3 1964年被批判

4父亲同赵祖康的关系

5父亲的复出

6化解受冤案者的怨气

7父亲去世前后

六、我在上海图书馆的经历

1意想不到的毕业分配结果

2在上海图书馆编目组的见闻

3身边的传奇人物

4一位台湾来的“特务”

5在金山泖港搞“四清”

6“文革”中的遭遇

7劳动改造和工厂“锻炼”

8调到工人政治学校

七、回归本业

1调到复旦分校

2参与档案系创建

3同各地档案专业的联系与合作

4关于邱国渭的故事

八、我与民革和政协

1尊父之命参加民革

2组建上大民革支部

3我到民革后的工作

4我参加民革中央的一些活动和会议

5我与政协的情缘

6我在政协的其他活动

附录  武重年生平事略年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