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第一个孩子被迫送人
毛大嫂，其实也就三十几岁。她与我同乡，是原宜章县苏维埃主席，后来成为前敌委员会委员毛科文①的妻子。她是一个农家少妇，很能吃苦耐劳。在家时，她的丈夫是个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外活动，她一人默默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像犁田、施肥、割稻、堆稻草垛等一类很重的农活，全由她一人干了。她是当地不多见的一位劳动能手。
1928年4月，宜章第3师撤出湘南时，她随毛科文一起上了井冈山。因为她不认识字，又身怀有孕（她怀孕的月份比我晚一两个月），组织上就分配她在后方留守处做饭。
毛大嫂一个人要做一百来人的饭，十分辛苦。她每天要到离驻地一两里远的地方去挑水，半人多高的水桶，一百来斤，一天要挑好几趟。她有时还要自己去拾柴，捡一些芦草、松树枝回来。有时潮湿的柴火真难烧呀！浓烟滚滚就是不蹿火苗，她的两只眼睛被烟熏得通红，不断地流泪，不住地咳嗽……
真难为这位年轻的少妇，要她承受这么沉重的负担。但她从来不叫苦、不喊累，整天总是笑呵呵的，还老想着帮助别人。她的精神感动了我，于是我也经常去帮她拾柴挑水，我每次只能挑40斤。我给她的帮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而毛大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关怀和帮助则是太多了。
这一年11月7日，我临产了。因为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痛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由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对接生也是一窍不通。照理生完孩子人很虚弱应该让产妇休息，但她不是这样，而是按着我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我昏死了过去。
多亏了毛大嫂，找来中药房的医生，先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里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我苏醒了过来。然后，医生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我，使我恢复过来。但由于下身流血不止，半个小时以后，我又昏死过去了。她们又用老办法让我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到第二天才稳定下来。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毛大嫂他们为了让我尽量少受风寒，早早地为我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用竹子编了一面墙、一扇门和一张床，在床边搭了一张案板，又做了一张凳子。
我躺在这用竹墙和竹门围起来的小世界里，虽然屋外北风飕飕呼号，心中却感到一阵阵的温暖。
孩子生下来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毛大嫂一人要包揽厨房的一切活计，还要替孩子换洗尿布，磨米糊喂孩子。不久我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
有一次我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我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我一尝，原来是把咸盐当成白糖了。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好在喝得不多，后来再重泡了点糖水喂下，孩子总算停止了哭泣。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辄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幸亏邓允庭主任略通医道，给我开了几贴温补调理的方剂，病情才慢慢地好转。
孩子是生下来了，却无法抚养。当时我年仅17岁，对喂养孩子一窍不通，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姓石的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我请她把这孩子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她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后来死了，他们也很想有一个孩子。她说：“我嫂子刚生了个孩子，我请嫂子一道喂养。”
于是，她就高高兴兴地把我刚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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