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北京》：
中关村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最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之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报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春节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便在沙发上靠着，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视上，几个东北小品演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拜年。大哥，缘分呐；大兄弟，缘分呐；海上生明月，天涯赵本山，缘分呐。眼下这个时刻所说的任何废话都是真理，而且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遵从的真理。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几乎想说：“你们把我生出来，也是缘分呐。”
而我母亲则公事公办地问我：“晚上和谁吃的饭？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饺子？”
我说：“吃饺子了，三鲜馅儿的。”
她陈述：“我们也吃了，是鲜虾馅儿的。我还给你爸爸买了一顶巴拿马草帽，这样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就不会把脸晒成蒸螃蟹了。”
我仿佛闻到了海洋的腥味儿。而更让我凄凉的是，我父亲仍然拒绝和我说话。他通过母亲指示我：“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品；到了你这个年纪，即使开车出门，也必须要穿秋裤了；老寒腿是很可怕的，一旦得上，你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海南度过啦。”我一一遵旨，谢阿玛挂心。
对于父母如此强烈的养生意识，我也表示欣慰。再说了点儿别的套话，母亲又告诉我“前两天在清水湾看了一套更大的海景房，特别适合养老。我们就琢磨，索性把小的这套卖了，再添点儿钱……”正说着，窗外的鞭炮声便大作起来。快要12点了，新的农历年就要来临了。我打断母亲：“您听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上来了。”母亲像叮嘱孩子一样说：“你要是放炮，可留神别崩了手，点不响的炮就让它搁着，千万不要过去看……”
我鼻子一酸，挂了电话，用手指捏了两个速冻饺子，嚼得满眼是泪。发了几分钟的愣，我穿上呢子外套出门，仰头看着一个个奋力向上腾跃的火球。每个火球都如约炸响，在夜空里开出一朵花。和平日相比，北京已经接近于一座空城，现在只好由火焰来填满它。我在大街上遛了好久，只看到几个窜来窜去放炮的孩子，益发感到自己身处于无比宏大、空洞的世界里，而且还这么冷。
回到家里，我看到手机躺在桌上，亡命挣扎一般亮着。收信箱里装满了例行公事的拜年短信，一律是鸡年咏鸡、狗年咏狗的行文风格，和晚会相声一个思路——今年歌颂到“猪”这种动物了。除了短信，还有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一长串的“2”。显示出这样的数字，可以判断它是从国外用IP卡打过来的；看着它，我想到了旅居海外的几个朋友，也想到了自己的前老婆。最后，我开了一瓶人家送的“强尼走路”威士忌，在虚空中和那号码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与我隔了一昼夜的时差、不知是谁的“故人”，陪我度过了新年。
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让列宁同志先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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