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文学遗产（中国当代激进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所谓“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淤积起来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以及由此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从肉体到心灵的巨大创痛，文艺界所受到的摧残更是尤为惨烈；二是早些时候由于党的政策失误和国家管理缺乏经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和60年代初期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也使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打击和挫折；三是新时期开始的新旧体制交替中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例如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等。而所谓这些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释放”则是指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些矛盾的释放和解决提供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和氛围。例如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它的第一次高潮就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像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样反映“大跃进”问题的作品不可能出现在1958年而是出现在1979年，而且远比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影响下出现的那一批现实主义作品更加深刻有力。
另一方面，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只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发展过程，就被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不仅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诸多方面未能得到有效展开，而且文学与现实的丰富联系也被简单概括为一种“工具”和“武器”的关系，深刻反映现实人生的大家力作更是寥若晨星，甚至连现实主义文学起码应当具有的真实性也都荡然无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同样经历了从曲折发展到全面异化的过程，既给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的发展留下诸多遗憾，同时也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文学既与所赖以发生的现实生活构成一种特定的历史关联，同时自身也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发展序列。一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及其创作方法，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现实主义文学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形态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才有可能得到发展，也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大众对于文学艺术的需要。因此，当新的历史时期为文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条件，文学的发展必然首先表现出对于失落了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追寻。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魅力，而且也普遍适应了现阶段人们的审美欣赏心理特征。这既是文学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复归”和“深化”的内在根据。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大致发生在1978年前后，其显著的标志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一般认为，这是两篇开创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作品，所反映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留下的深深伤痕。前者通过一位富有责任感的中学班主任张俊石老师的眼光，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中两类不同类型的中学生形象：一类是宋宝琦那样的小流氓，另一类是谢慧敏那样“5分+绵羊”、但灵魂却受到严重扭曲的学生。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作者也因此振聋发聩地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呼声。后者则通过对王晓华母女思想感情隔阂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创痛。由于受到时代气氛的鼓励，这两篇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社会反响，并由此引发出一股“伤痕文学”的创作潮流，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股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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