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些事（1919-2019）》：
当日本公使将“二十一条”的原文递交给袁世凯的时候，要求中国方面“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日本担心条约内容透露出去，将更进一步激化它与列强之间的矛盾，引起第三国干涉。为了能使袁世凯痛快地答应日本的要求，日置益在递交这份文件时甚至露骨暗示，如果贵总统接受日本此种要求，那么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所谓袁总统将要遇到的困难，显然是指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帝制自为运动。
但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对“绝对保密”则有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仅不担心内容透露出去，而且由于弱国无外交的根本特征，反而期望将内容透露出去，以引起列强干预，从而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局面。在此后长达四个月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做法，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和主要内容，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新闻界，以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换取国内民众和舆论界的理解、谅解、同情和声援。
正是由于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异乎寻常地采取争取公众舆论支持的政策，遂使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次在政治混乱、落后、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有了发言的机会。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群情激愤，人民表达愤慨心情的来信每天都像潮水一般的“涌入”总统府；二十九个省的都督向中央政府呼吁，不要向“二十一条”屈服；知识分子传达公众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处处可闻。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
人民的支持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袁世凯的政治底气和抗争勇气。1915年5月7日下午三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宣布除个别过于苛刻的条款有所修改外，要求中国不得再加修改地三日内予以接受。如果日本方面届时收不到中国方面的圆满答复，那么日本政府有权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手段。
日本的最后通牒终于使袁世凯屈服。5月9日晚十一时许，中国政府终于在通牒规定的最后时刻答应接受日本的所有要求，并以此为基础于5月25日签订条约。
当中国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心情达到了顶点。“勿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触目皆是；它被刷在墙上，附入商标，或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9日很快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这个屈辱的历史也被写进了教科书。
袁世凯接受日本的胁迫，并没有对他的帝制自为运动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当袁世凯紧锣密鼓筹备帝制时，最先向中国方面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就是日本。日本还支持反对帝制复辟的中国人士如孙中山和蔡锷，这样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迅速走向终结。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一片咒骂声中死去。第二天，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就职，继任总统。在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强烈要求下，黎元洪恢复宣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回旧议员，组织新内阁，由段祺瑞掌握实际权力，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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