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春夏秋冬》：
1354年，春日某一天，未来的洪武大帝朱元璋带着少年时的伙伴徐达、汤和等一千二十四人，离开郭子兴的濠州大营向定远城进发。
时为元至正十四年，起义之火正在帝国境内四处蔓延。那一年，这个幼名重八的年轻人二十七岁。他离开郭子兴，是因为不满徐州来的几个红巾军首领统兵无方，又相互倾轧，料定了一帮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决意凭自己的本事打出一片江山来。
收编了定远地区的两支地方武装后，朱元璋率部于这年6月的一个晚上衔枚夜行，出奇兵袭击了驻扎在横涧山的元将张知院部，收降七万余人。他从中挑选了两万名富有战斗经验的精壮士兵，向元军守备力量薄弱的滁州进发，以便为下一步攻打龙盘虎踞的建康①建立基地。大队人马如愤怒的潮水涌过平原和山川，这惊心动魄的阵势，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形容，真个是“赤帜蔽野而盈冈”。
定远城带给朱元璋的不仅是士兵和大量作战物资，更重要的是冯国用、冯国胜这一班地方缙绅也加盟到了他的事业中来。有记载表明，夺取南京的军事计划最初就来自熟知历朝兴亡历史的冯氏兄弟。
南下滁州途中，一个将要对朱元璋的一生事业起到更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李善长学的是法家学问，史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李善长刚到军门谒见，和朱元璋曾有过一番对话。朱元璋问，乱世什么时候可以终局，“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劝他学秦乱时的汉高祖刘邦，虽同样起自布衣，但只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帝业五年可成。这番话无疑在朱元璋面前打开了一个他都不敢梦想的世界，于是他把李善长留下做了掌书记，一个类似于行政秘书的角色。
从攻打滁州开始，李善长成了朱元璋事实上的幕府领袖，“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此人还特别善于沟通将士和主将，但凡投奔过来的将领，发现某人身上有什么长处，就竭力推荐提拔；诸将间有什么龃龉，他也着力调和。在和州时，有一次朱元璋亲率主力出击，只留下李善长带少量兵丁居守大营。元将谍知来袭，竞被李善长设伏打退，自此愈见器重。1354年冬天，元太师、右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又分兵围住六合，对朱元璋刚占领的滁州构成重大威胁。正是在李善长的竭力主张下，朱元璋才决定率兵赴援。此一战，不仅使张士诚转危为安，还使脱脱失宠于元顺帝。元朝的柱石一倒，加速了其倾颓之势，用李善长的话来说，就是“元纲既紊”。
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明开国以后之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元对制度的漠视，从《元史·兵志》可知，止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其他刑罚、食货等，一切苟简。朱元璋起事后深知，欲成大事，离不开“士”的辅佐。于是每攻下一个城池，当地文人不管是为旧政府服务过的还是隐居林下的，都会被召来接见并授予官职。历史学家吴晗对朱元璋的“养士”曾有过一段精彩论述：
“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以此，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大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而且，你不养，跑到敌人那儿或者被别人养去了，却会坏事。为了这个，他禁止部下将官和儒士交结，不许别人养士，却自己来包办，养所有肯被养的士。并且，还有一个大好处，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气，老百姓怕他也服他，把士养了，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过来了。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之，每逢新占领一个地方，必定访求这地方的读书人，软硬都来，罗致在幕府里做秘书，做顾问，做参谋。”
1356年，攻下集庆路并改名为应天府后，朱元璋被小明王升为枢密院同签，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左丞相。此时，他征聘了儒士范祖斡、叶仪等十余名士大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以及周边城市的新政府中。1357年，占领徽州后，在部将邓愈的引荐下，著名儒生朱升来到了他的帐下，这位元时曾任池州路儒学正的老学者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给了他三句精练的劝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前两策劝他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不要做流转飘忽的劫盗，后一策则要他不窃名号，背靠大树以俟将来。
其后，克浙江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一批地方上有名望的学者如金华宋濂、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人，也被他一一罗致。1360年4月，在朱元璋的竭力敦促下，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江南学者终于接受任命，到南京礼贤馆就职。他们在新设立的一个叫儒学提举司的机构里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朱元璋时年八岁的儿子、未来的太子朱标讲授经学。这一事件预示着，具有经世务实传统的浙西学者群将在新政权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展开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