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视域下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变迁》：
不论几派论争如何激烈，大量输入西学已成事实要务，西化派的实际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世纪2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人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固然也提出对古今中外文化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传统文化，无论精华或糟粕，都被宣判为封建腐朽文化而遭到否定，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遭到彻底地批判和破坏。至于西方文化，也大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化，所接受和效仿的只是苏式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俄交恶后，苏俄文化的传播也中断了。20世纪80年代后，对外政策终于放开，西方现代文化再一次大规模涌人中国，以至于对传统文化的复苏构成压制。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学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兴起，情况方有所好转。
文化的自我评价和认同与文化软实力关系甚大。因为评价实际上总是某一参照背景下的识别，对本民族文化的评价同时包含了对他民族文化的基本认识。以中国与西方的彼此认识和评价来说，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就被西方“塑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而“这个对立文化实体的价值”也随着西方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而不断“摇摆”。①在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部分启蒙思想家对欧洲本土文化资源尚乏信心，于是找到“中国”这个权威来证明变革的正当性。这个时候，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对西方人而言就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就是一个有着更高文化软实力的大国。
而19世纪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基本确立，西方人重新获得对自身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个时候，“它需要的是能够反衬自己绝代风华的庸常之辈”，而它的手下败将中国“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②至于20世纪以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显得更复杂多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系列内部危机使得西方人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建立的现代性模式产生种种怀疑的结果。中国对西方的评价同样与自我评价分不开。19世纪之前，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欧洲不过是蛮夷之地，其文化自无多少可取之价值：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军事和经济的打击下，传统华夷观瓦解，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在自己民族文化身上寻找衰落原因。能够反思自我，本是民族之幸，但遗憾的是，这反思导向了自卑，导向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过度批判和贬低。这个时候，西方文化反过来成为证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之正当性的榜样。而且，与启蒙时代的欧洲视中国为榜样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欣赏不同的是，西方人只是有限度地借鉴中国文化，变革的根基仍是西方自身传统，中国文化只是充当了佐证和补充的角色，而且借鉴的同时仍有反思、选择和批判。而19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反思的眼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使得中国至今难以走出西方文化之网的笼罩，迟迟不能重新建立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如此一来，中西文化软实力的差距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
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在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几乎是传统文化节节败退，西方文化节节胜利。尽管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同样必然发生种种变异，不过这些变异往往并非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有效吸收的结果，所以难免流于肤浅。具体到文学上，情况也大致如此。“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一方面使得传统文学受到批判；另一方面使得西欧文学被大量引进。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苏俄文学也在中国流行，形成初步的译介热潮，此后愈加活跃。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国内翻译界更是对苏联文学投入了巨大热情，但这种热情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欧、美国以及旧俄时代的古典文学都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眼光严格地挑剔。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文学与其他西方文化一样在中国出现译介的高峰期，中国作家的创作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很大影响。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中曾指出：“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学要发生影响，通常要经过三个段落，或者三个时期，第一是翻译时期，第二是仿效时期，第三是创造时期。”①陈铨此言主要是说明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深度还不足，基本停留于译介层面（实际上是传播阶段）。以此标准来看，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到20世纪末也远未达到创造阶段，因为在文坛流行的仍是以西方的精神熔铸中国的材料，而不是以中国的精神熔铸西方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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