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新时期打工文学研究》：
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所有人能合法进入的区域，是任何阶层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选择进入的“公开”场域。它的“可达性”为千千万万农民营造了实现梦想的理想化期待。彰显着都市经济繁荣的摩天大楼、金碧辉煌的宾馆餐厅、高档文雅的写字楼等以优雅的高姿态、公开包容的旗号为社会敞开“双臂”吸引着各阶层人士进出，为农民工制造了身份得以提升、梦想将会实现的神话般期待。农民工被它光鲜梦幻般的特质吸引着，并把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此。然而，公共空间在体现客观“可达性”的背后，隐藏着人为理性的构建性。一个个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都市公共空间，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调控。空间“不仅仅只是表征一种物理或者地理的空间，而是一种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它具有身份区隔功能。在都市化建设过程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空间象征着不同的精神文化层次，并无形地规约人们的行为。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金碧辉煌的宾馆餐厅等公开空间，是一个个等级森严的象征符码。对于“三无”的农民工而言，只能匆匆地以看客和过客的身份仰望它的繁华与高贵。农民工由于资本匮乏，无奈地只有出入晦涩、肮脏的边缘地带：充斥着血与汗的建筑工地（郭建勋《天堂凹》、孙惠芬《民工》、许春樵《不许抢劫》），简单机械化的工厂（陈应松《太平狗》、王十月《开冲床的人》、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恶臭熏天的垃圾场（贾平凹《高兴》、刘庆邦《到城里去》）等。
都市化建设过程中建筑工地、工厂、垃圾场等公共场域是物质生产和人民生存的重要场所，是基础设施场域。这些场域是农民进入城市之后被迫而又主动选择的场域。在这些公共场域中，主人公大多只能以最原初的资本——身体，来挣得生存所需。鞠广大、鞠福生（孙惠芬《民工》）、杨树根（许春樵《不许抢劫》）、小江（夏天敏《接吻长安街》）等每天吃喝拉撒睡在建筑工地上，用心构筑、呵护自己所构建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可是，都市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鞠广大、鞠福生等农民工（孙惠芬《民工》）在由水泥沙子钢筋砖头组成的建筑工地上工作。劳累之余工地上所有民工却集聚在一个旧客车车体里。那里热气与臭气相煎。在建筑工地——公共空间里，不受家族和农村道德伦理价值规约，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权力价值属性的空间。正如福柯所说，“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①。建筑工地上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制造了人人平等的假象。其实，它同样是权力运作的场域之一，自始至终贯彻层级监视结构。农民工与包工头、农民工与建筑物未来的使用主人之间构成了一种雇佣的层级关系。包工头与建筑物主人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力，可以发号施令，可以谴责辞退农民工。而农民工只是被雇佣、被规训与被教育的底层人物。权力是无形的、不可视的。但它可以使权力对象在空间上处于可见性。农民工从工作类型、环境到身份都是被规约的。于是，鞠广大、鞠福生等众多农民工本能地将自己低看一等，与都市区隔开来。欲望化、权力化都市处处以防御的姿态抗拒农民工的融人。在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们凝聚一团，用农村的传统价值伦理抵御都市的“入侵”。勤劳、朴素、善良——中华传统美德，随着他们进城带人了都市，在欲望、浮躁化的都市空间绽放耀眼的光芒。不管吃得有多差，住得有多艰苦，工作有多艰辛，他们依然坚守着中华传统美德。即使吃的是“大白菜、大酸菜清汤寡水”，“米饭常常夹生”，“每顿饭每人只盛饭一次”，他们仍能够感到快乐与“喧腾腾的温暖”；即便睡得是旧客车，里面蚊虫、汗味、臭鞋烂袜等相交杂，却也是他们“鼾声淋漓的温柔乡”；当都市油漆工担忧健康安全并闹着涨800块钱工资时，杨树根（许春樵《不许抢劫》）等人却倍感庆幸找到了一份每月400元工资的油漆工作以及有可住的工地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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