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迫于经济压力，她在37岁开始创作小说，凭借《亚当•贝德》（“Adam Bede”, 1859）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 1860）很快就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家。她的笔触生动细腻，对人性的观察细致入微，富有哲理，并且有着深沉的道德关怀，所有这些都为她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赞誉。爱略特最早的评论者之一达拉斯把《亚当•贝德》称为“第一流的小说”，认为作者借此就可“跻身艺术大师之列”。（Dallas, 1996: I, 77）《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的匿名评论认为，能够真正进入儿童内心世界的作家为数不多，对汤姆和麦琪童年的描绘证明，爱略特在这方面的天分是最高的。（Anon., 1996b:Ⅰ, 113）詹姆斯（Henry James）评论了爱略特的多篇小说，尽管他从自己的理论角度提出了批评意见，但始终对女作家表达了由衷的景仰，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强烈的美”。（Edel, 1956: 35）虽然爱略特的声望在死后有所下降，但自从利维斯（F. R. Leavis）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1948）一书中将她列入小说大家重点讨论后，爱略特作为“伟大的传统”中经典作家的地位就确立起来了，而且一直是英语文学批评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评论者将爱略特的生活和创作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爱略特与女性主义、帝国主义、哲学以及音乐等的关联，出版了不少饶有兴味的著作。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惠特米耶（Hugh Witemeyer）的《乔治•爱略特与视觉艺术》（“George Eliot and the Visual Arts”, 1979），韦尔什（Alexander Welsh）的《乔治•爱略特与讹诈》（“George Eliot and Blackmail”, 1985），格雷（Beryl Gray）的《乔治•爱略特与音乐》（“George Eliot and Music”, 1989）等，都为研究爱略特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在这类跨学科研究之中，爱略特与19世纪科学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其中的显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了爱略特小说中的科学元素，并对此褒贬不一。赫顿对《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中充斥着科学术语和行话的“唬人风格”（high-scientific style）提出了批评（Hutton, 1996a: I, 277），认为文中有太多“炫耀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知识”的内容。（Hutton, 1996b: I, 280）他对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 1876）中用“动态的”（dynamic）一词来描述格温德琳的美貌也表示了不满，认为“太过科学化”了。（Hutton, 1996c: I, 363）塞恩斯伯里也持相似观点，从《丹尼尔•德龙达》中找出了很多他不以为然的科学词汇，如“激起感情的记忆”（emotive memory）、“像癌的罪恶”（cancerous vice）等。一方面他承认很多此类表达“足够恰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诸如此类的心理学专业词汇出现在小说中是“放错了地方”。（Saintsbury, 1996: Ⅰ, 367-368）
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科尔文却将科学元素视为爱略特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爱略特的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她的“观察、想象、同情、机智和幽默……都浸透了现代思想，每一个词都十分到位地表达了时代的意识”。科尔文指出，如果说科学思想注定要统治世界，那么爱略特的做法就是完全恰当的，她在用科学术语描绘市井生活方面堪称同时代文学家的典范。（Colvin, 1996: Ⅰ, 314-315）在1876年的另一篇文章中，科尔文盛赞爱略特能够深刻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理论，使它们成为其艺术的“道德基础和理智基础”。（Colvin, 1994: 13）詹姆斯也试图为爱略特“采用科学的解释”进行辩护。（James, 1996c: Ⅰ, 524）他借西奥多拉之口评论《丹尼尔•德龙达》说：“她（爱略特）是个伟大的文学天才，……怎么能太过科学化了呢？她不过是浸透了她所生活的时代的最高文化罢了。”（詹姆斯，2009：342）
在早期批评中，对爱略特最有力的辩护莫过于美国女作家沃顿在19—20世纪之交的评论。沃顿发现，很多评论家认为爱略特太过“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她的文学想象力和写作风格。有人搬出达尔文作为例子：因为达尔文后来宣称他对莎士比亚失去了兴趣，这也就等于说，科学思维与文学想象之间是相互干扰和彼此排斥的。沃顿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是达尔文有过这种说法，我们也应当把他的话放到特定语境中去理解，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科学研究对文学想象力有负面作用的结论。她还认为，对生活中的现象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式，科学家固定的研究目标和有限的调查研究与有文化的普通人对科学鸟瞰似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沃顿将爱略特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爱略特不过是众多有文化的普通人之一，她与其他人，例如丁尼生等作家的区别只是掌握科学的“程度”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而丁尼生曾说科学扩展了他的文学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沃顿在评论中肯定了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相似之处，声称“没有人能否认进化思想的诗歌价值”，“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学假设”与文学比喻一样，“都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大胆与美感”。科学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有想象力的参与，使用的是“演绎而不是归纳的方法”。最后，沃顿以歌德、弥尔顿等人为例，指出他们同样把科学融入文学作品中。她质疑爱略特之所以受到诟病，不是因为她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使用了科学术语和思想，而是因为她是女性，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Wharton, 1996: 53-54）作为颇有成就的女作家，沃顿这段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评论有力地反驳了评论界长期以来对爱略特的偏见和歧视，肯定了爱略特的勇气和洞察力。
早期的评论家虽然对爱略特小说中的科学元素或褒或贬，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帕里斯（Bernard J. Paris）的《生活中的试验》（“Experiments in Life”, 1965）是这方面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帕里斯试图从当时的文化氛围出发考察爱略特的思想，研究这些思想与爱略特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分析她对人的本性、价值观以及命运的看法。帕里斯对科学的解读，尤其是对实证主义的解读，对于我们讨论爱略特对科学的理解和运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帕里斯研究的启发下，很多评论家都发现了科学在爱略特小说中的独特地位。“爱略特因为一度被认为有迂腐的‘学究气’而受到贬抑，但所有这些新近的研究都改弦易辙，高度评价了爱略特渊博的学识，并对这位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先贤大力赞扬。”（Blake, 2001: 215）
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塑造了医术高明并有着先进思想的利德盖特医生，这使这部小说的科学元素尤其引人注目。休姆将《米德尔马契》称为“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因休姆论文讨论的是小说里的科学知识，故笔者认为应译为“科学小说”），从语言、意象和小说结构出发分析小说如何体现了作家对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熟稔，分析利德盖特与卡苏朋等角色的特点，并重点提到了刘易斯和斯宾塞等多名科学家的理论。（Hulme, 1968: 36-45）斯科特主要讨论了爱略特在小说中对实证主义的接受和质疑。孔德曾预言商人和科学家在未来会紧密结合，尤其是银行家和医学家的联合是未来的趋势和希望。斯科特认为利德盖特和布尔斯特罗德的形象与这种学说有一定关系，但爱略特显然并不看好他们的合作。与孔德不同，爱略特对未来持有“更保守，也许更悲观的”观点。（Scott, 1972: 64）同样是研究利德盖特的重要性，麦卡锡论证了利德盖特的医生形象在英国文学上的新意。麦卡锡指出，利德盖特之前的医生在小说中或是处于边缘地位，或是其行医生涯不是重点。而在《米德尔马契》中，利德盖特的职业和抱负却是小说的重点之一。爱略特将他与维萨里、比夏、布鲁萨等伟大科学家，以及医学改革家韦克利等人联系了起来，麦卡锡认为这种处理大有深意，反映了19世纪的重要特征，也即“科学的原则是普遍可行的”（McCarthy, 1970: 808）。另外，麦卡锡也讨论了刘易斯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对爱略特的重要影响，认为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利德盖特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而是作家对科学的兴趣，以及科学研究最新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
1975年，格林伯格在《血管丛与神经节：〈米德尔马契〉中的科学典故》（“Plexuses and Ganglia: Scientific Allusion in Middlemarch”）一文中详尽分析了小说中提到的科学家詹纳、维萨里和盖仑等人的成就与利德盖特的研究之间的联系，认为他们都从“结构”出发进行研究，了解他们的工作能帮助我们理解组成《米德尔马契》结构的“重要构造”和“千百个小过程”。（Greenberg, 1975: 52）评论爱略特对结构的重视的论文还包括坦博林的《〈米德尔马契〉、现实主义与临床医学的诞生》（“Middlemarch, Realism and the Birth of the Clinic”）。坦博林运用了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科学哲学的发展理论，重点论述了比夏对利德盖特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及作家对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与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的强调。（Tambling, 1990: 939-960）
利德盖特所支持并实践的医疗体系改革也受到了评论者的关注。福斯特认为，医疗体系改革是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小说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重要。这种医学改革既包括在医疗实践中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和处理，也包括改革整个医疗体系，对医生重新进行分类和定位。从这一点出发，福斯特分析了利德盖特与其他医生矛盾的根源，以及他事业失败的真正原因，并认为掌权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利德盖特，这恰好证明他倡导的医疗改革十分必要。（Furst, 1993: 361）
在爱略特与科学的众多研究中，爱略特作品中的进化论思想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进化论在19世纪的科学和文化思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奠定了当今生物学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进化论的有些观点也仍然是未经科学证实的猜想，但这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人们对之进行讨论的热潮，乃至出现了“达尔文产业”。对达尔文主义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进化论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研究是这股热潮中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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