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与文论（42）》：
从辞赋本身来讲，自屈原到汉代人的辞赋文本都是十足的文学文本，它们的形式是文学的，它们的创作是主体在场的-《离骚》署名屈原，而《诗经》则没有作者的署名；《离骚》、汉赋的创作历程是见诸文献的，而《诗经》文本的创作历程则少有记载；辞赋是文学家针对人生的苦难而吟出的私语，而《诗经》则只有接受主体、阐释主体和工具主体活动，是公共性的、工具性的，不与创作诗歌的现实个体之人发生关系；辞赋从屈原起就自觉地、强烈地携带着审美意义，《诗经》在经学的阐释话语里则整体地向政治和道德而生。辞赋与经学因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既然如此，汉代有些人还热衷于把《离骚》定性为经学经典，其动机才让我们不得不深思。
依前文所述，汉代人最初选择用“依经论赋”，原因是汉代人还没有时间产生出可以言说辞赋的新的话语。那么，我们在此就看到了汉代文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种倒置现象：汉代人把自己本来的历史无奈当作了历史的真理，把起初历史的窘困当成了历史必须永远地继续下去的康庄大道。
王逸认为“依经论赋”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汉武帝，把“依经论赋”的路强行让淮南王去走的人也是汉武帝。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汉武帝在建元二年还在设法让各方能真正走上尊崇儒家的道路，经学尚未完全创起，所以汉武帝的旨意应该是让淮南王刘安“依儒说赋”。
“依儒说赋”虽与“依经论赋”有关系，但绝不能等同。经学创起之前“依儒说赋”的“儒”，不过是诸子语境中的子学，是诸子之一，在政治上相对其他诸子思想并不具有优势。“经学”确实是由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是，它在汉代已经达成同王权的共谋，已经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王权取消了经学之外诸子之学的存在，只给予经学存在、活跃的特权。经学一方面被纳入汉代的政治制度之中，另一方面成为一代人的信仰而显现于人的全部现实生活中。
司马迁沿用刘安的话来“依经论赋”，其动机当然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利益，毕竟司马迁并未陷入刘安所处的政治危机。司马迁“依经论赋”应当与他自己的文化兴趣、思想信仰有关。古人认为，司马迁这个人在文化上是“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掌权之前，统治者崇尚的是黄老学说，此时司马迁重黄老甚于重六经，说明他的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合拍的。但是，司马迁是经学时代创始人董仲舒的学生，他在掌握经学之后开始看重六经。司马迁以重视六经之心，取刘安“依儒说赋”的话语论《离骚》，表面上看是对刘安的亦步亦趋，其实内容已经有本质不同。刘安的“依儒说赋”在司马迁那里已经质变成“依经论赋”。司马迁用刘安的原话来践行自己的“依经论赋”，或许是因为经学从儒学蜕变而生，经学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全部话语，这使得“依儒说赋”和“依经论赋”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能指符号。不了解儒学与经学在历史上的这一相互关系，我们就无法找出刘安和司马迁言说辞赋的本质区别。司马迁因信仰六经而“依经论赋”，这是他自主的选择，不像刘安“依儒说赋”是因为政治上的被动。也就是说，汉代真正开创“依经论赋”话语模式的是司马迁，而不是刘安。
司马迁“依经论赋”主要来自其作为经学家自身的言说冲动。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他的言说话语披着史学的外衣，毕竟，司马迁总是以史家的自觉意识和历史话语来作赋论和赋评的。由于司马迁“依经论赋”发生在汉代赋论、赋评产生的早期，所以.他的经学话语方式对整个汉代的赋文学言说影响十分巨大。
司马迁“依经论赋”，不只依托《诗经》，而是依托整个经学。他在评论大赋作家司马相如时说：
太史公日：《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识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德合一也。相如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司马迁的这段话表明，他是依《春秋》《易》及《诗》之《大雅》《小雅》来论说赋文学的，而这几个文本几乎就是汉代经学赖以生成的全部。汉代经学尚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司马迁最终以《诗》为尺度评价司马相如的赋，强调司马相如的赋在语言形式上“多虚辞滥说”，但其赋主要内容和旨趣还是“讽谏”，这一点是符合《诗》的基本精神的，因此司马相如的赋文学创作成就值得肯定。司马迁就这样通过他的“依经论赋”，将汉代赋文学阐释为经学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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