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的故事/北大荒历史文化丛书》：
第一章 到北大荒去
一夜之间，丁玲被打成右派，这时候，丈夫陈明也被株连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党籍，离开文化部电影局所属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下放到北大荒。
丁玲明知责任不在自己，可面对陈明仍难免深怀内疚，她对他说：“都是我连累了你……”
陈明却笑了，逗趣说：“这倒好，成全了我了，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事，以前你总比我‘高’，现在我们‘平等’了。我们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不能这样说，这样我们又多了同一条‘罪状’，有订立‘攻守同盟’之嫌，应该说我俩是‘一丘之貉’才对，哈哈！”
“老陈！”丁玲见丈夫如此，心里一阵酸楚，她的眼睛湿润了。
为了不使丁玲过于悲观，使她能鼓起勇气来承受命运的作弄，他在她面前总是使劲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可他内心却在流泪，淌血。
突如其来的通知
1958年的春节来临，可是在丁玲夫妇居住的北京多福巷16号的小小四合院里，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儿女都在莫斯科读书，也没有客人登门拜访。在那个年代，谁敢到一个大右派家去找倒霉呢？只剩下家里雇的保姆王姐陪伴着他们。
丁玲和陈明在繁华热闹的北京城里，过了一个凄凉冷清的春节。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样寂寞而凄凉的春节，也没能维持几天。
1958年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是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北大荒监督劳动。并且命令三日后必须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待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事。
丁玲和陈明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打算的。自从他们的“问题”有了结论后，他们就早有准备，计划远离北京文艺界这块是非之地，到东北新兴的伊春林区或贵州的深山老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头再干革命。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照片，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畏惧。”但看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两个人都杲住了。陈明焦虑地对丁玲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告诉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
丁玲沉默了片刻后说：“不必了，可能他们早知道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这一切的！”
在陈明出发前三天里，他们互相约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为了生离的纪念，在陈明临行前一天，他俩都去理了发，在多福巷寓所里，拍了一张临别合影。拍照时，两人都对对方说，笑一点啊，可是照片上的她和他，却都是表情严肃，含着忧虑。
妇女节那天是陈明去黑龙江的前一天，陈明又回家了。保姆王姐不在，丁玲自己去开大门，几乎晕倒在大门边！他们在小院里携手踱步，又紧紧地偎坐在室内的长沙发上，翻着新近合拍的那张相片，照片上，夫妻俩都显得沉默和忧郁。话是说不完的，但他俩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动那刻骨的伤痕。天黑下来的时候，陈明的一个姓王的画家同伴来邀他同行，陈明撇下了他美丽的恋人……
苍茫暮色中，丁玲望着陈明渐渐远去的背影，再也止不住泪如泉涌。陈明一走，丁玲真的陷入了寂寞和凄苦。公务员夏庚起早走了。他是从河北解放区来的孩子，一进北京便分配给丁玲当公务员。六七年来，他在丁玲这里就像儿子一样，甚至比儿子还亲近。
清明节那天，丁玲独自一人到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母亲。人们很难想象：这时候，她竟觉得五年前母亲去世“死得真是时候”！五年来的思念，五年来的愧疚，竟化成这么一句无泪的语言！
陈明走后，与外界隔绝的丁玲陷入了孤独苦闷之中。1958年4月上午丁玲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催问组织何时对她进行安排：“近来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要写封信给你们，问一问关于组织上对我的处理，以及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参加劳动，获得一个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的起点。但我又想到你们很忙，如果组织上对我有了决定了，你们会通知我的，我应该静静地等候，但我常常又觉得很难克制，因此我忍不住要写这封信……”
“当时担任作协总支书记、五人整风小组成员的黎辛后来谈到1958年安置右派的情形：‘五人整风小组开会简单，邵荃麟、刘白羽说的都是周扬的意见，谁敢反对。当时领导就是这么安排，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郭小川曾当过三五九旅王震的秘书，领导就让郭找王震，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郭小川有顾虑，说很久未与王震联系，怕碰钉子。在人们脑里，北大荒是属于艰苦的地方，荒凉得可怜，我当时想，送北大荒，能活命吗？’”（1999年2月3日陈明口述）
在陈明的印象中，当时邵荃麟没有延安整风那一套，比较善良。很多领导人不愿见右派，他见了丁玲，还谈了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情况，并好心建议丁玲下乡时改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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