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对上海史、中国科技史、中西文化交流等有较深涉猎，担任《中国科技史杂志》编委。  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与上海史。

《现代中国与世界》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办，旨在汇聚学界新声，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目前推出的第二辑，设有“域外之音”“革命与文化” “地方视野”“旧稿新刊”“研究综述”“会议追踪”“口述与回忆”“书评”“文献集成”“书讯”等十一个栏目，收录25篇学术探讨的文章，侧重研究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互动，设有革命文化研究、国际汉学研究、文献集成、研究综述、口述与回忆、地方视野、治学经验谈、读史札记等版块。书稿史料扎实、论述精当，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科学社团与学术独立：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考察

张  剑

1956年7月29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应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从事学术工作：

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科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惯例，就是学术团体或者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在当选就职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学术报告（或者称为就职演讲），报告内容大致是他这一生中精彩贡献的一部分的综合报告；这种报告一般对该门科学的发展，将起启发性的作用。这样的报告也表示，这一学术负责人对学术的重视和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以及对这项工作的胜任；另一方面，也鼓励后来者，在他所领导的团体中起表率作用。

第二，学术社团吸收成员，需要学术甄别：

学术团体成员的吸收和加入也必须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必须经过学术甄别。也就是说，会员的入会除掉要办理一般社会团体的手续以外，也必须提出入会论文，并且作一次学术报告，在报告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再经过理事会通过的手续。这为的是使参加者认识到，他的入会是他进入学术领域的标志，因而有一种光荣感…… 

华罗庚的意见直接针对1949年后学术机构与学术社团的现实，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击中了中国近代科学社团发展过程中共有的“命门”。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成立与发展，其主要目标为通过促进科学发展达到在世界科学共同体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为世界科学做出中国的贡献，同时使科学在中国也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本文以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考察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发生发展与学术独立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体制化

1914年6月10日创设于美国倚色佳小镇，1960年5月5日黯然退场于上海，中国科学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 以传播科学、发展科学、实践民主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锲而不舍地开拓进取，多次或主动或被动调适过自己的社会角色，享受到了为科学理念和科学事业奔走呼号的职业化乐趣，也备尝在新旧杂陈的社会夹缝中争取学术社团生存的艰辛，更感知到难获学术独立与自由的无奈。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呈板结僵硬、两极对立态势。内里既没有充分的社会分化，更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角色，所谓“士农工商”的分野仅仅是社会等级上的排列坐次，而不是职业化意义上的社会角色界定。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也就说不上有社会分层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 今天被有些历史著作和通史教材称道的传统时代“科学家”，不是一些“为官作宰”的业余科技爱好者，便是供役于官府或手工作坊的能工巧匠。他们之间没有正规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学术交流与社会传播渠道与平台，更不可能形成独立的职业共同体。

只有待到西学东渐之后，传统知识分子开始分化。大略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起，经过努力，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社会角色，逐渐产生了职业科学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分层。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科学名词术语的统一、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学家群体的形成、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才真正形成。

科学家角色形成的标志，不仅仅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以从事科学为职业的群体，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有其自身独立的社会角色意识。他们不仅在职业区分上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目标，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理性”和“怀疑一切”的精神特质和思维内涵，是以追求和发现科学真理为唯一目标的人。

如果科学家仅仅是作为少数个体而出现，就不可能获得社会分层意义上的特质，其在培育和促进近代社会形成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更十分有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打破传统社会“政治一体化”坚硬冰层，诞生相对独立于官方的近代学术社团，及其所引起的科学学者群聚的效应，在社会变迁中就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非同一般。

传统中国社会基于“政治一体化”的规则，一切具有中间势力性质的“社会组织”，都不会被政府认可，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代表社会分层意义上的社团。撇开会党、教派之类不谈，就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组成的书社、会社，尽管常被政府视为“朋党”或异端，实际上也仍然是传统官僚政治的延伸和变种，它们最多只能表征传统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乱象，与近代“社会组织”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 晚清中央政府威权下坠，内外交逼，各种以救亡图存、社会革新为宗旨的民间文化社团、政治社团陆续涌现，但也多与传统形式牵攀而纠葛不清，政治色彩深厚是它们共通的特征。因此，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近代科学团体的出现，就更显得醒目突出，别具一种社会变迁的情味。

中国科学社既是科学人才聚集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更成为不断催生科学家成长和科学家群体壮大的摇篮。团体的凝聚、机构的扩展以及年会制度的形成演化等等，从不同侧面发挥了上述促进功能。即以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为例，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吸引、团聚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通过《科学》杂志而逐步迈入学术研究殿堂，成为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人才。中国近代科学各门学科奠基时期的开山人物或领军者，在《科学》杂志的作者名单中大多都可以找到。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社通过自身活动，对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科学家特质的反复阐述和倡导，促成了中国科学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角色意识的形成，表明科学家已开始作为区别于其它社会人群，闪亮登台于近代中国社会，成为实现人的“近代化”过程的一种标识，并宣告传统士人群体在日益分化中再次被消解、被替代。中国科学社投射在近代科学人才发展史上这浓重有力的一笔，理所当然地要被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总情节中精彩的场景之一。

中国科学社归国之际，正值军阀混战时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割据政权都不可能斥巨资创建中国科学社所提倡与期望的专门科研机构。社员们不为残酷的现实所困，努力进取，募集资金创建了私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该所作为中国科学社宣扬科学研究、从事科学研究的载体，是中国科学社举办最为成功的事业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科研机关的典范。它筚路蓝缕，无论是在科研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产出，还是科研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方面，都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作为一个纯粹科研机构，通过科研成就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位置，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术机关建立了良好的互通关系，是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共同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

从推进科学研究事业这一层面上讲，后来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科研机构的成立，都有中国科学社先导的一份功劳，也部分地实现了他们发展中国科学的愿望。中央研究院虽然是蔡元培借鉴德国、法国和苏联办理国家科学院模式建立的，但其筹备与发展不能不受到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组成的主干成员的影响。这样，无论是从宣扬科学研究还是呼吁创建各类专门研究机构，无论是科研机构的创建，还是具体科学研究的实践层面上，中国科学社对中国专门科研机构的体制化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社在科学交流的基础——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学术讨论会与刊物学术交流等方面为中国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成立伊始，中国科学社就将科学名词的审定作为社务。1918年从美国搬迁回国后，积极投身国内正在进行的科学名词审查工作，并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大大提升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除医学等少数学科外，大多数学科名词草案都是由中国科学社社员提出，在会议上审查通过，并成为后来国立编译馆公布的方案基础，《科学》更成为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讨论阵地。中国科学社年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交流系统正规学术会议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缩影，从最初以交谊为主，发展到以学术交流为主，到抗战爆发前成为团聚全国大部分科学精英的科学家盛会。正是在中国科学社等团体及相关机构的领导和影响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科学交流系统包括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学术专著、文献摘要、目录索引等已经全面建立起来了，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但也必须看到，与西方科学发展是以科学研究推动科学交流体系的形成不同，中国科学交流系统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先由科学交流系统雏型推动科研的发展，然后相互作用，促进交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再共同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独特性，也是后发展国家在科学这一领域内赶上先进科学的一条捷径，只不过不同国家由于国情不一样，其发展轨迹也会出现变化。其间的成功与得失自然成为科学社会学这门边缘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也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拓展了范围，增添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研究课题。中国科学交流系统中，学术论文大多用西文撰写，论文文种不仅表征了该学科的世界科学发展状况，也与作者群体的留学背景有关。学术论文的西文表达，是后发展国家科学进入世界科学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自然，这也延缓了科学本土化、科学说中国话的进程。

学术评议与奖励是一个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学术体制化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学术独立运行的重要基础。自1929年以来，中国科学社相继设立、管理的学术奖金有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范太夫人奖金、考古学奖金、爱迪生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氏父子科学著述奖金等，这些学术奖励的评审颁发不仅是对年青科研工作者学术成果的承认，更是对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巨大鼓励，是他们在未来科学研究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推进器”。这些学术评议活动，虽存在没有遵循回避原则、没有匿名评审等缺陷，但参与评审的各学科领军人物以他们的学术良知弥补了规则的漏洞，体现了以学术为标准的评选准则。中国科学社也曾有向国内科学研究最著名者颁发“中国科学社奖章”的设想，并制定了章程，选定了评选委员会，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真正实行。在民国时期主要以政府奖励为特色的学术评议大环境下，中国科学社的学术评议活动独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民间学术评议的特质。

中国科学社在完善与促进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方面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改组后，就成立了具有专门学会雏形的分股委员会，拟发展成为囊括各专门学会的综合性社团。但是，分股委员会不仅没有完善建立起来，反而在发展过程中归于沉寂。这不仅使后来中国科学社向科学团体联合会或科学促进会的角色转换不能实现，也延缓了中国科学体制化在专门学会建设方面的进程。但无论如何，作为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母体，中国科学社对其他学术社团的成立和发展都起着指导或榜样的作用。从社团组织结构而言，与中国科学社取对立态度、以留日学生为主的中华学艺社，后来的社章修改借鉴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的地方很多。其他综合性社团如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技术协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组织结构上都借鉴了中国科学社的经验。各专门学会在组织结构上更是基本上参照中国科学社的社章，大都基本遵循中国科学社的组织形式：即制定了指导性文件“社章”，规定了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及其权利与义务；设置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等机构，并规定了领导成员的职权范围及其任期，重大决策由理事会等议决后在年会社员大会上通过；创办自己的专门会刊，发刊专业论文或进行该专业的普及工作，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等。从各社团的具体创建而言，一些学会受其影响而诞生，一些学会在其直接指导下创建，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它作为母体的产儿。

1947年9月，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立马激起强烈反响，时为青年学者的陈旭麓先生也加入论战，指出所谓学术独立，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之后，“别人有更好的学术文化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为我们所远不及，由不及而有争取独立的思想”。 作为后发展国家，追求学术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发展轨道，自行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在解决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实际问题的同时，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做出贡献，而不是跟随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直是近代以来代代中国人的梦想。

如果仅仅从学术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民国科学社团促成了中国科学体制化，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师（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即为其群体代表）和青年才俊，科学发展水平虽与世界有相当的差距，还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抗战爆发前，物理学研究者的论文大都在国外著名杂志上发表，在X射线、原子核物理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狄拉克、玻尔与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空气动力学奠基人冯•卡门等也先后访华，传布世界学术前沿知识。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大批教授与青年才俊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到世界各学术中心或访问研究或留学深造（如饶毓泰、曾昭抡、姜立夫、吴大猷、华罗庚、许宝騄、陈省身、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张宗燧、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胡宁、马祖圣、李卓皓、黄昆、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朱兰成、马大猷、王兆振、袁家骝、陈新民、汪德熙等等），探知世界科学发展前沿，进而也行走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一些学科的一些研究成就已为世界所称道，如数学方面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都被外国的数学大师约去共行研究”，“将来对于我国的数学，乃至于对于全体科学，有极好的影响是不用说的”。 可以说，从人才培养与聚集方面来看，战后中国出现了实现真正学术独立的大好局面，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似乎指日可待。因此严济慈在面临内战爆发后科学发展的困苦中也曾不无得意地说：

近年来，大家在想中国学术独立的问题。单从人才方面说，我想中国已足够独立的。有很多做过十年以上工作的人，有很多做过二十年以上工作的人，在任何学科，在每一学科的任何部分，中国都已经有了可以独立的人才。打开北平研究院抗战前的职员录来看，在今日几乎个个都成为了不得的人才，其他大学和机关，更不必说了。 

可惜，这一形势并没有被很好利用，却很快就被断送，不仅未能实现中国学术对世界学术的真正独立，随着时光的流逝反而加大了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其间最为根本而且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政治变动，但民国学术界特别是科学社团也难辞其咎。

域外之音

《死神与城市—上海死亡社会史》导言/安克强………………………………

革命与文化

陈望道与中共建党/江文君…………………………………

旅欧求学渐觉醒 投身革命即为家/邵文菁………………………………………

 “第四阶级”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兴衰/蒋凌楠…………………………………

科学社团与学术独立：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考察/张剑………… …………

中日问题

从《中国之命运》看蒋介石的现代化理念/李志茗………………………

堀田善卫之留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与留用日侨/丁世理…………………

两次中日战争成败反转原因探析/赵基……………………

地方视野

滨江关道的设治与道尹的更替研究/高龙彬……………………………………

上海市私立豆米业小学校初探/马军………………………

外向型口岸城市疫病防御机制再探:以1950年代青岛为中心的讨论/朱焘…………

旧稿新刊

美国韩起澜女士研究中国工运史的学术成果/章克生…………………………

五卅运动时期的劳工运动/让•谢诺著，章克生译…………………………

研究综述

我所知道的国内外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情况/郑庆声…………………………

上海抗战研究述评/韩洪泉…………………………………

会议追踪

他们记录了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历史………………………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室暨“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2012年以来

举办学术会议目录……………………

口述与回忆

访问黄逸峰谈话记录/甘慧杰整理…………………………

我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点滴回忆/唐培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援非医疗队——来自一位医生的记忆………………

书评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是哪天召开的——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邵雍……

重返战争中的女性世界：以口述历史研究为例/赵婧…………………………文献集成

“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文献目录四编/马军……………………

《社友》载杨铨、蔡元培追悼会资料选编/常芳彬整理………………………………

书讯……………………………………

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