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1914-2008），辽宁人，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攻读隋唐史，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永兴先生师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并担任其教学助手多年，遵循陈寅恪先生“长编考异”之法，治学严谨，著述不缀。曾出版著作《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专著，主编五大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为中国敦煌学研究重要成果。王永兴先生还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本书为“大家说历史”丛书的一种，为王永兴夫人李锦绣按丛书体例选编。本书选编了王先生治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几十年的重要成果。全书分“总说”和“分说”。“总说”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对唐史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治唐史所用历史文献等问题；“分说”则分别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情况，包括官制、币制、田制等各种制度。最后的两篇附录，《种花留与后来人——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记述并阐发了陈寅恪先生的为人、治学方式。王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治学方式、治学精神乃是值得今之学者铭记、并学习之处。

王先生的论述史料丰富，既有对于名物、文字的细节考释，也有对史观的大局阐发。文字流畅，述、论得当。书中有几篇论文早先发表后已得到学术界的众多肯定。本书对于隋唐史学、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对于隋唐历史、陈寅恪先生及其后学感兴趣的读者都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读物。

附录一  种花留与后来人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近年来时常想念先师陈寅恪先生，有时梦见在先生身旁，音容宛如昔日。醒来和锦绣妻述说梦中的情况，感到凄然。我时常问自己，亲承先生的教诲多年，对先生了解多少？了解的是什么？

1946年10月，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住在北平城里。一天早晨，郑天挺先生（当时郑先生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打来电话说，雷海宗先生（当时雷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电话中告诉郑先生，寅恪先生已回到清华，目疾治疗无效，双目失明，他提出要王永兴做他的助手。郑先生还说，北大已同意，要我这两天就去清华。放下电话，我匆忙赶到西单大街坐清华校车到清华。我走到新林院五十二号门前，师母正在院子里，我行礼拜见师母，跟着她走进书房。先生显然听到师母和我在院中讲话，站在书桌前等着。我行礼毕，先生握着我的手，他面容清瘦，但精神还好，笑着说：“你来得这样快。”同时，摸索着书桌旁的沙发，我扶着先生坐下。十多年不见，先生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感到凄怆，含泪坐在他身旁。先生问我的生活，接着就说到备课，先生决定在历史系开一门课，讲授唐史。此时，雷海宗先生来访，他转述校长梅贻琦的话，劝寅恪先生休养一两年，等健康恢复后再授课。先生婉辞，雷先生不再提开课，只说：“在家里讲课吧，要学生们来。”先生同意了。

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正对着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

先生为人在各个方面从不特殊，旧日清华的教授大多数每年开两门课。当时先生开两门课不特殊，也特殊。先生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见先生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石泉整理，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温饱都成问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教学研究不辍。后又远渡重洋，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

“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的内涵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是真理。先生是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第四代，渊源于贤者之门，不是偶然的。

我从先生受教始于1937年冬季，时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合并成为临时大学。我选修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1938年春、夏之间，学校迁至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先在蒙自，后又迁至昆明。先生一直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讲授两门课。在昆明，先生居住在翠湖之滨青云街靛花巷。“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听先生这句话，我想起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课的情景。西南联大借用文林街昆华中学的教室上课。从先生的住处到昆华中学来回约四里，又要上坡下坡。我们二十几个学生静坐教室里等着，先生抱着用黑布包着的一大包书走进教室，满头是汗，在两块黑板上抄写讲课要用的史料，然后坐下闭目讲课。

我记述1946年寅恪先生在清华讲授两门课，又联系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两门课的情况，旨在说明先生一生的教学都是如此。他的教学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从1946年到1948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他认为这是平常事。全中国有几位教师能像先生这样教学、培育青年？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怎能不干活”的深刻含义。先生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何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文所云读书为了得到吹捧，为名为利，是俗谛；而先生忠于教学职守，是真理的发扬。下文谨述先生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是极高的史学研究造诣，也是真理的发扬。就先生而言，前者属于做人，后者属于治学；前者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后者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两者同源一体，不可分割。不学习和了解先生的做人及其质直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了解和学到先生的治学和学术成就。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先生需要时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首先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地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到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先生在清华新林院的住房相当宽敞，书房对面一间大屋子作为教室。先生指定讲课要用的史料，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到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学生听。两节课，中间虽稍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做些有关备课和学生作业的事。

中午，我在先生家吃饭。我扶着先生坐在饭桌旁，师母在厨房帮助忠良（忠良姓陈，在先生家工作十多年，人如其名，实为先生家人）。饭、菜端上来，我按习惯禀告先生，并按先生的指定把各种菜都放在先生面前的盘上，把汤放在先生面前的小碗里。每餐先生吃得都不多，饭后，我扶着先生走到阳台上。先生习惯散步片刻，然后午休。

从备课中可以看到先生极重视《通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先生说：

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

读先生此书为读《通鉴》之参考，这一方面是谦辞，又不仅是谦辞。我认为应从先生的史学渊源来理解。“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此意屡见于先生著作中。司马君实之书乃宋贤史学的代表作，寅恪先生史学直接渊源于宋贤史学，谓其主要渊源于《资治通鉴》，亦无不可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乃先生史学的两个方面，均可在《通鉴》中得其根源。欧阳永叔的史学思想亦为先生史学思想一源。凡此，均当另文详述。总之，寅恪先生直接继承宋贤史学而又发展之，可确言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把清华园作为兵营。礼堂和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马圈，房屋大量被破坏。日本投降后，清华返回故园，住房缺少。我当时年轻，居住城里，清华的紫白校车每日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九点，有多次班车，来往很方便，我没有想到向清华校领导请求分配住房。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我说，分配给我三间住房，在西校门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要我去成府找颜惠庆的管家，由他领我去看房子。这是颜家的一处房屋，清华租来作为教师住房。庶务科的通知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且迷惑不解，我没有向学校申请住房，历史系和雷海宗先生也没有向我说过住房的事。但我还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园内的三间宽敞大瓦房，在西校门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同时向先生禀报并形容这所花园的情景：花园的前半部，也就是我的住房所在，是一处松林，还有几棵高大的白皮松；花园的后半部是坍塌的殿堂，周围杂乱生着很多花草树木。先生告诉我，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延烧了喇嘛庙后半部，高大殿堂坍塌了。颜惠庆买了喇嘛庙，所以又名颜家花园。先生又说，他曾去过颜家花园，很喜欢那几棵白皮松。

这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天空晴朗。先生心情愉快，和师母说，他要去喇嘛庙看看那几棵高大的白皮松和旧日园林。我陪侍先生乘车前往，先生在松林中徘徊，四处顾望。先生的双目还有一些光感，角度适当还可看到一些景色。我扶持先生走到每一棵白皮松前，他抚摩着挺拔矗立、苍劲的树干，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在一棵白皮松前，先生仰望树顶，他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片苍绿，问我：“这是最高最老的一棵吧？”他双臂围抱树身，可能是要量一量这棵矗立天地之间的大树。它经过多年动乱仍然自强不息地在生长着。接着，我扶持先生看看坍塌的殿堂和许多不知名称的花木。先生有些累了，我请先生到我的住房里休息喝茶。我领着我的长女珠眉到先生膝前，孩子向爷爷问好，先生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笑着问着。

回到新林院时，师母站在阳台上等着，先生笑着说，出去的时间稍长一些，但他并不累。

从城里迁居喇嘛庙后，下午我也常去先生家里，看学生作业和到系里、校里办事。

先生喜欢听京剧，特别是张君秋唱的《望江亭》。一次，有客人来访，说张君秋唱的《望江亭》改了几个字，已灌成唱片，市场上可以买到。我知道先生的心情，向他提出我进城去买改了几个字的《望江亭》唱片。先生笑着同意了，并嘱咐我，改变的是哪个字，在商店当时就听一听。我按先生的嘱咐买回唱片，先生很高兴，立即听了，并说，是改动了几个字，更好了。

侍读先生之侧，我很愉快，感到幸福。至于学校为什么主动地把喇嘛庙的房子分配给我，不再去想。

1990年，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并决定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刘桂生先生和他的弟子欧阳军喜君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刊载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他们查阅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在1947年档案中有如下一封信：

月涵（永兴按：“月涵”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吾兄先生左右：

王永兴先生住宅事当由雷伯伦先生（永兴按：即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面商，兹再由内子面陈一切。鄙意有二点请注意。

（一）规则问题：清华住房之规则或有困难，但王先生系北大之教员，暂时以友谊关系来住清华，助弟授课，若以客人之身份暂住适当之房屋，似不在前定之规则限制之内，可否通融办理，或有其他办法则更佳。

（二）事实问题：若王先生无适当之房屋，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勉强继续此种不安之情态，恐亦不能过久，则弟之工作势必停顿。思维再四，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解决之法唯求吾兄曲念苦衷及实际困难情形，设一变通之策，谅亦不致有他种同类情形援此例以阻碍规则之施行也。详情悉由内子面陈，敬希见谅为荷。专此奉恳，并候俪祉。

弟寅恪谨启一月十三日

敬读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贻琦校长的信，我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为了我的住房，先生写信，师母亲临梅家。几十年中，先生和师母从未说过。长时间中我受到先生的护持也竟不知，而今禀谢无由，至感悲愧。此时，我想到旧日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生乃厚德之人也。

从1946到1948年间，学校和历史系三次要寅恪先生填表，表的一栏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先生口授我写：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在历史系、中文系讲课在此范围；从此时至1965年，先生撰文十九篇，均在此范围。至于从1954年开始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两部长篇专著，则是例外。

从1946年以后，先生治学范围缩小，如在昆明西南联大还讲授使用梵文、藏文等多种文字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此后不再讲授。这和先生双目失明有关，也表现先生治学的原则和精神，即由博返约也。

有几次朋友来访，我侍坐先生之侧，恭听谈论，来访者提出有关梵文、藏文以及佛典诸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说，他已将梵文等放下多年，不敢再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了。先生通晓梵文、希腊文等二十余种文字，但我侍读先生之侧这三年以及我从先生受业多年之中，我从未听先生自己说过他通晓多种文字。我体会，对他来说，通晓多种文字是一件平常事，是应有之事，不需要也不应该特意去说。先生的身教使我懂得一个读书治学的人应该具有谦谦君子的精神。

1948年12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先生、师母都已年老，又都体弱多病。在战火临近之际，只能回避南去。北平城内的胡适先生打来电话说，一两日内有飞机飞南京，可能是从北平南去的最末一班飞机，可以给寅恪先生一家保留座位。要求寅恪先生一家立即进城等待，明日早晨派汽车来接。事情这样紧急。晚饭后，我立即来先生家，在书房里，先生、师母、忠良和我商量明晨进城的准备。时间很短，先生吩咐我协助师母挑出先生要带走的书籍稿件，装满一皮箱。又说，先生、师母全家走后，家具等等由忠良整理，移出清华，存放他处；我负责整理书籍，装箱，移出清华，存放他处。夜深，师母回卧室，忠良回后院。我侍坐先生身旁，心中感到凄苦，先生南去，不知何时再回清华，不知何时再为先生读《通鉴》，再为先生写黑板，再陪侍先生散步。先生很平静，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如何安排。师母本已嘱咐我不要问先生南去后的计划，免得先生不愉快。我忘了她的嘱咐，突然问先生，到南京后如何安排？先生看出我心情不平静，不仅未生气，反而平静而慈祥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谈话，但万万想不到，此后就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1948年3月，先生和师母在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有诗云：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见《陈寅恪诗集》）〖=〗

这首诗很好地记述了寅恪先生当时在清华的生活和心情，“种花留与后来人”更有深意，故取为本文标题。

弟子王永兴敬述

1996年3月6日

总说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3

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官府文书中“者”字

的性质和作用11

宋本《大唐六典》33

分说

杨隋氏族39

唐太宗经营西北的策略56

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79

朔方军114

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128

唐代均田制153

差科簿175

唐代色役制210

唐代土贡241

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256

勾检制280

流外官295

关于《唐律疏议》中三条律疏的修改317

——读唐律札记

附录

附录一  种花留与后来人325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附录二  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335

附录三  王永兴先生事略349

附录四  主要论著目录358

后记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