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关注的领域有：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化及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当代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研究等，尤其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和清华学派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著有《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章太炎与章门弟子》《梁漱溟的最后39年》等十几部。

本书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自传等史料，引领读者进入民国时期一群文化大师的书房和客厅。旨在通过对他们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生涯以及日常琐细趣事的描述、通过对他们如何建构“朋友圈”的叙述，逐步揭示大师们深邃而感人的内心世界，最终有助于在这个日渐嘈杂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坚持和希望。

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

有些人常以现代人思维方式看待那时的文人交往，认为既然陈寅恪思想相对保守，被视为“文化遗民”，又主要从事中古历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理应和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学观也必然对立。

其实不然。陈寅恪与胡适、鲁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许地山等甚至可称为莫逆之交。就他们而言，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并不妨碍私交，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学人的人品和学问如何——当然如果在治学上有共同语言或交叉之处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陈寅恪而言，他判断一个学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却上述两点外，还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学有渊源，也就是极为看重这个学人的家学或师承传统。

首先说陈寅恪和鲁迅的交往，陈寅恪常被视为民国时期遗老遗少人物，而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

1902年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者就有陈寅恪和其大哥陈衡恪，而带领他们出洋者是陈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鲁迅上学的矿物学堂任总办，自然是鲁迅的老师。此人思想开明，属于新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这样描述他：“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应该与受到俞明震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在日记中也一直称其为“俞师”。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教育部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后来陈衡恪成为民国有名的大画家，甚至齐白石也是在其推荐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所以齐白石曾多次表示陈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乐，不过陈衡恪和鲁迅却一直保持好友关系，直至其患病去世。鲁迅日记中有很多他与陈衡恪一起逛古玩店、书店、互赠礼品和吃饭的记录，鲁迅甚至请陈师曾代写寿联，竟“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个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九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尽管陈寅恪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新文化运动持有异议，却从未对鲁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评价。但他们的缘分并未结束——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已是大龄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筼介绍给他，两人相识不久，即很快结为夫妻。除却两情相悦因素外，其实也和陈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门第有关，因为唐筼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曾为台湾省巡抚，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恰好算是门当户对。且说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算起来还是鲁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20世纪50年代，许广平南下香港途经广州时，还特意去中山大学看望唐筼，此为后话。

鲁迅一生冷嘲热讽骂人无数，却没有骂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发表过陈寅恪几篇文章，鲁迅也曾撰文对吴宓和《学衡》百般嘲讽，却对陈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与他和陈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关。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何没有讽刺陈寅恪，因为对同时代的很多老乡、老友，鲁迅都会因思想见解上的分歧进行批评甚至与其彻底决裂，如钱玄同、林语堂等，所以陈寅恪和鲁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为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理由。在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中，除了陈寅恪其余三人都曾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尽管他们或者是鲁迅青年时崇拜的对象，或者是鲁迅的同乡兼国学大师。看来，鲁迅没有批评嘲讽陈寅恪，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陈寅恪的学问和人品无可挑剔外，也与两人精神气质上很是相似有关。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精神上最痛苦的两个文人，就是鲁迅和陈寅恪。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有着终生挥之不去的悲凉，也即鲁迅在评价宝玉时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此外，就学术专长而言，鲁迅虽主要成就在创作，却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而陈寅恪虽主要研究中古历史，却也曾对古代小说演变有精深研究，在这方面两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未公开，而是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潜对话”或“间接对话”方式呈现，对此笔者曾在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中有所论述，此处只简单提及。例如，陈寅恪曾撰写系列文章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以告世之研究小说源流者”，等等，这些话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别有所指。陈寅恪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问世，而胡适等也在从事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他们二人也是那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成就最大者，所以陈寅恪应该是以委婉方式建议他们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说对他们研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

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群体，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很多高校中都占据重要甚至领军地位，自然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最常用之讽刺性称呼就是“某籍某系”。大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因为在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其实在浙籍文人群体中，还可划分出几个小群体，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章门弟子外（章门弟子也可分为很多小群体，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群体，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群体，以及以施蛰存、穆时英和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促成民国初年浙籍文人形成群体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蔡元培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时期，蔡元培都是浙籍文人的领袖人物，而章太炎则更多扮演浙籍文人精神导师的角色。

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者，是蔡元培的老乡钱玄同。钱玄同为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时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蔡元培、许寿裳、钱玄同等浙江人际关系的援助，鲁迅可能不会在新文学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潮”可能也会较晚才出现，或者根本形不成后来那样的浩大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蔡元培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自其掌北大后既已确立，尽管外界一直视他为浙籍文人的“掌门人”，但在浙籍文人内部，对他有意见者并不少。这是因为浙籍文人群体中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而他们大都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师章太炎为师。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间，虽然有过和孙中山共同反清的合作历史，但也有过论争。例如，在20年代初，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与孙中山担任大总统的广东军政府要员章太炎、张继等人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曾在书信中表示对蔡氏不满。但从整体上看，浙籍文人对于蔡元培之领袖地位还是承认的，或者说也正因为他居于领袖地位，才会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当遭到一些浙籍文人的不满。

纵观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的关注。笔者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中的生存（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也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趋势，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交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在笔者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冀能够不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

从挚友到对手——胡适与梅光迪

从一开始针对对方观点反驳的直言不讳，到最后大肆攻击嘲讽乃至几乎绝交，梅胡二人为白话诗问题针锋相对，双方毫不退让，多年友情因此几乎破裂。在为他们如此伤害情感之辩论感到惋惜的同时，笔者也由衷佩服他们为捍卫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和事业而不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在胡适一方，既然梅光迪等人集中攻击胡适白话可以入诗的观点，既然双方的立场最后已不可调和甚至到了友谊破裂的程度，胡适意识到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最该做的就是抓紧试验，如果成功，则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所以在 1916年8月4日，胡适这样回答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礋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或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之后数月，胡适果然集中精力创作白话诗，其中包括一些打油诗。至于水平如何，文学史早有定论。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自己的白话诗虽然不能算是成功，白话新诗至今也还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他所开启的白话诗运动——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确实是成功了。至于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更是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说胡适是成功者，毫无问题。至于站在胡适对立面的以梅光迪为首的一些胡适留美的朋友，也不好简单地称他们是失败者。其实，正是他们不断的而且是有很高水准的反对意见，才迫使胡适以“逼上梁山”的勇气和毅力深入思考白话如何取代文言问题并坚持“尝试”写“白话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等人就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他们的很多反对意见不仅在当时确实击中了胡适的要害，即便今天看也还是很有价值。只是历史老人让胡适站在了引领时代和社会潮流前进的方向，而梅光迪等自然就是逆流而动者。但在他们最终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时，其实有很多偶然，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小事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微末节，就成为导致他们各自走向各自文学立场的隐形刺激因素。时过境迁之后，看看影响他们当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各自立场的那些生活细节，再结合分析他们当时的思想文化观念，读者也许会对当年的那场论争有新的感悟吧。

最后，有两点至少得说一说。其一，就胡适而言，这极为重要的一年他确实极为忙碌，这既值得赞美，也替他惋惜。他到哈佛这一年，精力超群，学业之外，又积极参与很多学生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还要思考白话诗问题并拼命作诗。此外，交往颇多，书信往来更是惊人。据其日记统计，1915年9月至1916年9月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写信874封，无怪乎他要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的感慨了。而且，在促成其尝试写白话诗的过程中，如果说梅光迪是从反对角度刺激胡适，则陈衡哲（莎菲）、韦莲司等人的鼓励就是正面动力，而任叔永等人后来偶尔写写白话诗，也会让胡适感到欣慰。所以，胡适说自己是孤身一人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自然，这里主要分析胡适与梅光迪的论争，所以没有引入这些因素。

其二，就梅光迪而言，如果不是他性格过于好强和极端自负心理，他本来是有可能站在胡适一边，成为鼓吹白话之最早倡导者之一的，如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是要重写的吧。那么，是否因为胡适已经早于他自己提出了“文学革命”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使得一向不甘人后的梅光迪认为，既然不能做提倡白话的第一人，那么索性做反对的第一人？加之胡适的不断反驳，梅光迪自己也就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如此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是胡适写了那首被他大肆攻击的任叔永作的文言诗，而梅光迪是否会转过来加以嘲讽，从而使得他们的立场来一个对换？笔者思考了很久，也许答案还是不可能，因为早在1915年之前，胡适的思想立场就已确立，特别是在受到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他已经不可能走到保守的立场去。如美国学者周明之就注意到胡适对于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有关“提倡新文学”的一段论述曾多次引用，而这段论述写于1915年，彼时黄远庸在美国的旧金山，胡适可能在那时就知晓此人。但从梅光迪这方面看，其实真的是有与胡适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之可能性的，可惜他自己的性格等因素使得他宁愿走向反面。而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游湖之事，竟然催生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变，也确实值得人们一再关注。

第一辑  雪月花时最思友

002 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015 道不同亦可为谋

——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

027 从挚友到对手

——胡适与梅光迪

044 仰承先师学业，不妨分道扬镳

——朱希祖与章太炎

053 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063 三位大师，两次论争

077 恩怨半生解不开

——周氏兄弟与顾颉刚

090 鲁迅笔下的《新青年》同人

102 冲冠一怒为花边

——鲁迅与李小峰的版权纠纷

118 人生中渗透诗的意味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交往

128 马相伯与“函夏考文苑”

第二辑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138 “临崖挥手”与“花开满枝”

——浙籍大儒马一浮

146 大师的占卜与命运

154 郑孝胥眼里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

167 “三焦”疑案与新文化运动

180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192 割股疗亲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

201 黄侃的自负与“发明”情结

218 这么早就开始回顾了

——漫议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师生分歧

第三辑  在书斋与红尘之间

234 平生受益“一部半”书的大师毛子水

244 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

255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266 日出国中之游子

——鲁迅笔下的日本

279 根底里带有一种温润

——周作人的日本情结

286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

295 陈寅恪与敦煌学

310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