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作家生存危机：乔治·吉辛作品研究》：
三钟声的合鸣与人的异化
如前文所述，干扰里尔登工作的声音主要有两个：贫民习艺所的铃声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家生存危机：乔治·吉辛作品研究》第一章所论的教堂钟声。当小说将两种声音并置一处时，其涵义耐人寻味。保贝利注意到这一点，认为它们勾勒了个体在大众群体中的孤独形象。①不可否认，里尔登的确孤独。但是他不足以作为大众群体中的个体代表。小说中的作家都是大众群体中的个体，既有独行侠，也不乏喧嚣之士。而且，保贝利只提到了一处场景。实际上，小说中教堂钟声与习艺所铃声共同出现的场景还有一处。两处场景相似却有差异。保贝利谈论的是第一处场景，其中两种声音相继响起，总是存在几分钟的间隔。而在第二处，两种声音却显得很合拍。在重复出现的场景中，细节差异往往意味深长。那么个中深意如何？研究者们未曾有过专门研究。笔者认为，我们还需回归小说主旨，在作家生存危机的语境中加以解读。
在第一处场景中，习艺所铃声总是落后于教堂钟声几分钟。两者的先后或许与它们的时空关系有关。它们在空间上毗邻而立，在历史时间中也互为依存。1834年，英国政府制定了《济贫法》的增补法案，即《新济贫法》。该法案规定了新的教区救济方案。教区不再直接发送救济品，而是建立专门的收容所，即习艺所。也就是说，先有教堂，而后才设立习艺所。这恰与此处教堂钟声在前、习艺所铃声在后的次序一致。但是，吉辛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习艺所铃声导致的工作方式异化与教堂钟声象征的生存危机之间的关联应该是重点。在习艺所铃声的萦绕下，里尔登的写作不见丝毫的快乐。继健康受损、想象力丧失之后，他的写作还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症状。他“整个上午辛辛苦苦写了三小时，结果只写出五六行，而且涂改得一塌糊涂”①。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最夸张的是“接连着几个月，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兜着圈子，反复地重新开头，而结果总是一场失望”②。可以看出，里尔登以十分的努力投入写作，但是收效甚微，远未达到预先制定的工作目标。这也表明，里尔登并不懦弱。如不是有巨大的意志力，他不可能在痛苦的工作中坚持数月。那么，写作进展为何事与愿违？从后续情况中可以获悉，这是他的习性使然。“脑子已不听使唤，连最简单的同义词都想不起来，写出的那些句子错误百出，几乎使他发狂。”③如果说想象力的发挥需要等待时机，那么词句的错误只能说明里尔登的大脑开始罢工了。罢工的背后是蛰伏已久的抗拒意识。作为一种“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④，习性客观地调节实践和表象活动，使行为合乎规则。然而，抛弃想象力却不是里尔登能够接受的写作规则，有违他的习性，因而大脑出现了不服从铃声命令的行为。即便面对教堂钟声发出的生存危机警告，习性依然引导里尔登竭力抗争，告诉他不要服从铃声的命令，遵循机械的写作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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