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朱子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原道》杂志编委会成员、韩国大邱教育大学礼节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与经学。博士论文《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被评选为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已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思想史论文30余篇。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成就斐然的礼学大家。他一生议礼、考礼，对礼的本质、价值、结构、功能进行了具有理学特色的阐述，对古代礼制也悉心潜玩，博考深辨，其见解多为后代礼学家所称引。朱熹礼学是其宏大的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宋元以降的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从朱熹的三《礼》学思想入手，从学、理、用三个层面对朱熹礼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将文本分析与思想、社会、政治的互动结合起来，考察了朱熹礼学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其特点。对困惑学界多年的朱熹晚年思想转型、朱熹为何要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朱熹如何处理礼学与理学的关系等重要学术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绪论

一

朱熹的学术博大精深，著作众多。历来研究探讨朱熹学术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当代出现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主要着眼于朱熹心性义理之学。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陈来《朱子哲学研究》、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比较之下，朱熹的经世思想、政治主张，则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面世，引发了极大的回响。余英时认为： 现代哲学史的叙事先将理学从儒学整体脉络中“抽离”出来，更进一步将“道体”从理学的脉络中“抽离”出来，这样就不免陷入了“断章取义”的困境。而他做的工作就是实现“哥白尼式的回转”，从“道体”移向“内圣外王连续体”，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士大夫的思想学术，回到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的这一研究思路启示我们，如果接续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所涉及的朱熹学问的诸多方面，加之钱穆曾明确提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那么关于朱熹思想的研究，就更应该放在一个大的“礼”的视野中来考察，朱熹为中国的核心思想“礼”所作出的贡献是什么。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的出版显示，要全面理解朱熹学问，考察其礼学无疑是一条可行之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朱熹所生活的历史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朱熹学问的多种面向。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礼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礼不仅是我们打开古代社会生活大门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真正理解朱熹学术不可或缺的资源。一方面，理学家讨论的道德性命和存养内圣功夫，与礼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理学家在重振社会秩序，自觉承担“外王”的责任时，无一例外地利用礼来实现其化民成俗的理想。

鲁迅等为代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的落后与“吃人”的特点，我们暂且不对这些作价值评判，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们基本上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自宋代以来，推行的是以礼教为核心的政治教育制度。实际上应该看到，朱熹有着强烈的重建儒学的意识，承孔孟之绪的心志非常明晰。现在我们大多从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朱熹的主要思想，却往往忽视了将朱熹思想回归到以“六经”为核心，或以“四书”为主的经学体系中去阐释。而我们一旦认同这一点，并且同时能将“六经总以礼为本”。贯之唐宋以来的社会及朱熹思想的考察，就会明白从礼学的角度来探讨朱熹的思想会显得如此迫切，从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回归到朱熹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因此，研究朱熹的礼学思想，对充实朱子学研究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在清末，无论是汉宋学术的分野还是融合，最终均汇入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传统的经学体系已经崩溃和分化，礼学已经不再是经学体系的重点，而是成为社会史、制度史、民俗史等的史料。中国哲学关于礼的了解与分析，也基本脱离经学的框架与范围。近年来清代礼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和林存阳《清初三礼学》两书均论及清代学者对礼、理之看法，无论是辨礼理之异，还是舍理言礼，抑理崇礼，抑或强调礼理互通，都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宋儒如何界定礼、理关系？宋代理学家在建构理学体系时到底是怎样借用、沟通、整合礼学资源的？朱熹是如何被指为“理”的代言人，而其实际上是试图实现礼理兼备的？这些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相关的研究得到解决，但以朱熹的礼学为研究突破口，探究清楚朱熹礼学思想的来源，考察朱熹礼学在社会影响下的局限性与超越性，可能有助于我们回应“汉宋之争”“礼理之辨”这一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无疑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礼的哲学基本上也可以认为是朱熹时代所追求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无论是龚鹏程提出的东亚儒学发展的新途径——以礼学为基础的生活儒学的重建，还是周桂钿在谈到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势时，认为从维护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出发，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儒家礼学的重构，这些都肯定了礼学作为一种传统资源在儒学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朱熹礼学的内容在现代法治社会已不合时宜，可取之处已甚少，但就现实意义而言，探究朱熹是如何构建其礼学思想体系的，对现代社会新礼仪、礼俗建设必然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二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成就斐然的礼学大家。他一生议礼、考礼，对礼的本质、价值、结构、功能进行了具有理学特色的阐述，对古代礼制也悉心潜玩，博考深辨，其见解多为后代礼学家所称引。中年以后，朱熹致力于编修礼书。他撰修《家礼》，并在阐发《仪礼》经传的基础之上，与弟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朱熹编撰的《朱子家礼》影响了元郑泳《郑氏家仪》，明徐骏《五服集证》、丘濬《家礼仪节》、韩承祚《明四礼集说》和清朱轼《仪礼节要》、王复礼《家礼辨定》、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等家礼研究及编写。朱熹制定的《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影响了元吴澄《仪礼逸经》、明李经纶《礼经类编》、清江永《礼书纲目》、张怡《三礼合纂》、应㧑谦《礼学汇编》等书的大纲。清陆陇其《读礼志疑》专门阐发朱熹礼学的精神，李光地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于文集、语类者，分类纂集编成《朱子礼纂》，分为总论、冠昏、丧、祭、杂仪五目。皮锡瑞提及：“近马骕《绎史》载《仪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分节皆用朱子之法。”黄侃《礼学略说》：“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欲以通礼之伦类，后之《礼书纲目》《五礼通考》《礼经释例》，皆师放而为之；其厘析经文，每一节后辄为之标题，后之《仪礼郑注句读》《仪礼章句》，亦皆师放而为之。”这些论述均显示出朱熹礼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熹礼学是其宏大的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宋元以降的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极力主张仿洋改制，变法图强，对封建制度和礼教为主的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将这一批判继续推进，礼学、礼教被贴上“吃人”的、腐朽的、没落的标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朱熹礼学都以批判为主。周予同在研究朱熹的哲学与经学时，注意到朱熹对三礼的态度。除1936年白寿彝发表《〈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一文外，国内罕见学者关注。到20世纪下半叶，一些海外学者率先关注朱熹礼学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随着学界对礼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海内外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对朱熹礼学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涉及朱熹礼学的内容与特点、《家礼》真伪的考辨、《家礼》的流布和社会影响、关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研究等方面。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朱汉民

序

绪论

第一章  朱熹的时代环境与礼学倾向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秩序重振

第二节  儒学复兴与礼下庶人

第三节  新学的影响和理学的振兴

第四节  朱熹人生中的礼

第二章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第一节  朱熹对《周礼》的态度

第二节  朱熹《周礼》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  对王安石新学的反思与批评

二  与南宋湖湘学、永嘉学在《周礼》学上的分歧

第三节  朱熹《周礼》学思想的实践基础

一  正经界的尝试

二  维持社仓的隐忧

第三章  朱熹的《仪礼》学思想

第一节  《家礼》真伪考辨的再思考

一  王懋竑论《家礼》——崇礼思想指导下的考证

二  从《祭仪》到《家礼》——内容上的适切性

三  祠堂与宗法——《家礼》的标志与内涵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及其在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地位

一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由

二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过程

三  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困难及其挑战

四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旨趣及其在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地位

......

第六章  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

第一节  学：《仪礼》为本

第二节  理：情文相称

第三节  用：因时制宜的践礼观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