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李太白全集>辑注》注释研究》：
一 解释历史人物
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在他所处的时代往往有惊人的壮举、特立于他人的品性或事件，因而广为后人传颂；也有一些违背社会历史进程而遭人唾弃遗臭万年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也因此成为某一类人物或事件的代名词。后人把这些历史人物用于文学创作，或者以他们的名字代指与作者同时的人，或者以其品性或事件来突出诗意，王琦解释历史人物正是抓住这一特点，在解释人物的基本信息（名字或号、籍贯）之外，往往能够揭示他们在作品中的指称对象，突出他们的品性或主要历史事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除了指出人物的基本信息外，多数突出人物的品性、学识或相关的历史事件。
例如，卷八《草书歌行》中解释“王逸少、张伯英”，王注：“《世说》注：《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善草隶。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汉书》：张芝，字伯英，善草书。卫恒《四体书势》：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实，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按：此注解释“王逸少、张伯英”二人，无论是简单解释王逸少的才学，还是详细解释张伯英的逸闻趣事，王琦都重点突出了他们精善草书的特点，这一特点正与李白的诗题相应。
又如，卷十七《送杨燕之东鲁》中解释“杨伯起”，王注《后汉书》：“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震子秉，延熹五年代刘矩为太尉。秉子赐，熹平二年代唐珍为司空，五年代袁隗为司徒，光和五年拜太尉。赐子彪，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兴平元年代朱隽为太尉。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按：此注引文解释“杨伯起”，除说明杨伯起之字和籍贯外，还评价了他的学识，同时着重指出杨家四代位居高官之事，这些内容与诗句“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正相发明。
其次，直接指明所指称的现实人物或比喻义。李白诗歌中出现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常常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指代符号，他们往往有特指的现实人物或特定的比喻意义，对于此类人物，王琦很少像以上内容那样逐次解释人物的名字或号、籍贯、官职、典事或品性等，多数情况都是直接指出人物的所指对象。例如，卷十六《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解释“扬子云”，王注：“扬子云谓杨利物。”
此类历史人物在李白诗歌中多以变称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下，王琦会首先指明人物的通行名称，然后再说明指称的对象，有时还会解释其中的缘由。例如，卷五《门有车马客行》中解释“伊、皋、卫、霍”，王注：“伊尹、皋陶，以喻美宰臣。卫青、霍去病，以喻美将帅。”又如，卷十九《江上答崔宣城》中解释“陶令”，王注：“陶令谓陶潜，潜尝为彭泽令，以喻崔宣城。”
以上解释历史人物的两种类型，以第一种情况更为常见。
二解释现实人物
李白诗文中的现实人物，主要指酬赠诗歌以及表、序、碑铭等文章中出现的人物，他们或为作者之友，或为某郡县、某部门官吏，与作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王琦解释这些人物，一般首先指出人物的基本信息（名字或号、籍贯等），除此以外，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1.直接说明人物的历任官职
例如，卷八《溧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序》中解释“张说、郭元振”，王注：“张说，字道济，洛阳人，武后时为相，玄宗时再为相，封燕国公。郭元振，名振，魏州人，以字显，睿宗时为相，封馆陶县男，后又封代国公。”
2.历任官职之外，重点评价学识品性
李白在一些酬赠诗文中，有时赞誉时人的学识或品性，王琦解释此类人物时，往往就把重点放在对人物学识和品性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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