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美学考论》：
西周统治者尤其重视民的作用，因为天命和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如《尚书·泰誓》所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句话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左传·昭公元年》《国语·周语中》《国语·郑语》等文献中都有引用，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当天与民产生冲突时，统治者也会首先考虑民的利益。“民和德两个字实在是文武周公的大法，事实上在殷人文献中也没有这两个字。这是周初文明史的特色，也只有在周代文献里才开始有这两个字。”①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民与德的关系问题。周人用德来教化民，民则是德的体现者。正是这样，我们从周民身上即可看出西周之德及其教化的效果。关于这一点，《尚书》中记载的周公、召公的训诏，最能体现民与德的关系。这是统治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训诰，后来者据此而实行之。
《尚书·康诰》日：“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这是周公告诫康叔封的言辞，其中就谈到治民之道在于殷先王之德，即以德治民。接着周公又说：“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意谓让康叔修德以治民。这种对于民的教化就反映在德之实施上，不但自己有德，还要让百姓有德。
《尚书·君爽》中记载周公对召公的言辞。据孔颖达疏所言，周公摄王政，召公心中不悦。于是周公就陈述自己的观点，史官记述其事。文中周公既回顾了先王之执政理念与政治方向，又对当下的政治进行分析。最后周公日：“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又说：“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从这里看出，周初的统治者对于治民非常重视。在对民的问题上，周公认为要行天命而强化于民。不仅如此，还要“知民德”，即知民之德行。德体现在民，既能“厥初”，又能“惟其终”，即善始善终。周公在这里指出，小民做事，有善始者，但少有善终者。由此可见，民是德的体现者，民之富足则说明德之厚也，民之贫贱则说明德之薄也。
《尚书·召诰》记载召公历数商纣王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天命怜惜百姓的劳苦，使西周受命灭商。召公说：“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孔安国注日：“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顾视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为民主。”①天命授予有德者，使之为民做主。天命授予的前提就是有德，它授予有德者以保护百姓安危的责任。有德者如何体现其德，那就是对待百姓的态度。在周人看来，殷商灭亡就在于违背天命，“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尚书·召诰》）。纣王不但不继承殷之先哲王的传统，还加倍对百姓施暴。这既是对天命之不尊，也是对德之不敬。天命与德在维护统治的同时，也是维护百姓的安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待民的态度就决定了其是否拥有德。换句话说，百姓的生存状况就可以呈现出德的内容。召公最后说：“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尚书·召诰》）
从召公的谆谆教导中即可看出，周人非常重视民的力量。“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就是友爱百姓，共受王命，通过“明德”来奉行之。这就是说，友爱于民即为明德，有德即是对天命的恭敬，才能保持“祈天永命”。所以，德体现在统治者对百姓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百姓对待统治者的心态上。
西周初期的这种教化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尚书·蔡仲之命》记述了成王封蔡仲为诸侯时的言辞，他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孑L安国注日：“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佑之。民之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②成王的话语代表了王室贵族的观点，即德与民占据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既要以德配天，又要施惠于民。天、德、民都是贵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三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西周初期确定德与民的这种关系，影响可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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