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一、贫困童年
家庭因变致贫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的出生并没能给家人带来太多的欣喜。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务，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记给取了。一直到我上小学前，我的名字就叫“小印度”。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用“小印度”来称呼我？母亲告诉我，当时的上海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很多家长爱把孩子打扮成巡捕的模样，着巡捕装。对这样的孩子，人们就叫他“小印度”，也就是小巡捕的意思。
我明白了，这就像后来一个时期人们喜欢给孩子穿军装，一个时期又喜欢让小孩扮警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解放大军南渡长江前，上海的企业主们纷纷举家搬迁，逃离上海。很多人去了国外或者香港。父亲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回福建老家。
父亲曹河仁是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为福州市辖县级市，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福清还是全国著名侨乡，自古以来就有年轻人远渡重洋学习打工经商的习惯。
我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曾祖父曹公望，是福清的首富，他的墓就在我家院子的后面。小时候，我常到曾祖父的墓地一带玩，墓地很大，周边长满了野花。
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爷爷时逐渐衰微，直至最后破落，这是在父亲出生前。
父亲年轻时跟着舅公到了日本。舅公自己在日本有店，可是他没有把父亲放在自己的店里，而是介绍父亲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当学徒。学徒的第一年，父亲所做的，就是煮饭、煮菜、挑水、倒马桶、倒尿壶，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父亲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练习微笑，练习鞠躬，练习说话的口型，并告诉他要一直练，直至自己满意为止。
学徒的第二年，布店老板叫父亲把店里的货担着带到乡下去销售，就像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货郎担，挑着担子货，边走边叫卖，时而，将担子搁在路边，边卖边吆喝。学徒的第三年，父亲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一到，店老板告诉父亲，“我教给你的，你已经都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我爸说，他的前半生，很感谢日本老板：“三年出师后，我才知日本老板用心良苦。他第一年是练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
我以前无法理解，父亲第一年的学徒生活，为什么只做粗活脏活甚至连帮佣都不如，但父亲向我叙述他的这段学徒生活时，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似乎理所当然。在我自己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后，才明白日本布店老板的苦心：他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就像习武之人挑柴担水一样，是让父亲练好身板，扎好“马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累积经验啊。难怪父亲说起生意经来，一套一套的。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父亲进了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我奶奶要父亲回家成亲，父亲就回到高山，与母亲成了亲。一年后，父亲计划再去日本，但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改变了去日本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因为不打算再出去了，留在日本的舅公就把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
一下子收到了那么多的钱，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花了。这时候，只要有人同他说做什么项目很好，他就做，因为钱足够多，做什么，也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于是，父亲就什么都做，也开了夜总会。
父亲后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年，国民党的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父亲母亲决定举家搬回福清高山。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家中所有的家产，他的如意算盘是，把东西运回来的船，回到高山后，还可以租给别人运输用。一家六口则坐客轮。没承想，客轮抵达马尾好几天了，货船却迟迟没有靠岸。再几天，消息传来：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
怎么办？
母亲陈惠珍，也是福清高山镇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的千金。嫁给父亲时，外公给了很多的陪嫁。这些陪嫁，母亲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现在，母亲倾其首饰钿钗，变卖成钱，在高山买了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幢二层的小楼，楼梯、地板、房间，用的都是木板。沿着小楼的墙，用三合土垒着，围了一个小院子，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果树，打开院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田野与天空的边界，是海。所以，高山实际上是一个无山海可依靠的小村镇。这一地域特性，也养成了高山人时而开放、时而封闭的性格。
盖房子的工程仅剩下铺瓦片时，国民党兵七十四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抓走了正在我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虽然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因为是在我家的屋顶上被抓走的，所以他们的家人，从那天起就一直到家里来哭闹，要父母赔人赔钱。父亲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回上海，是父亲最好的选择，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已不会耕田种地，大上海的商海，才有他的施展空间。
父亲走了，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家里闹事，工作队队长看见了，便问母亲，母亲告知事情的原委，队长认为应该出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的村里人抓了起来。原本工作队要处理他们，母亲代为求情，整件事情算过去了。
对于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身边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何养活他们？于是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舅舅帮忙种地。高山的地比较贫瘠，所以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什么的，而我们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地里的收成，根本不能解决家中最基本的口粮。而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又不能每月如期地寄到母亲的手中。所以，小时候，我们总要忍饥挨饿。时常一天只能吃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顶饥饿。饿得难受了，我们会叫，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集中在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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