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规模不够，技术水平再高，效率也不行。像日本、韩国，还有我国台湾，说起来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很高了，但是跟新大陆国家相比也没有竞争力，农户的平均耕地规模都只有二三十亩。日本除了北海道因地广人稀、气候寒冷而情况有所不同外，其他地区的农户经营规模平均就是30亩左右。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大体上也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当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从往到今，我国农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地进行着创造。
人民公社时期，几十户人家一个生产队，几百户人家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小队经营三五百亩地，一个大队能到一两千亩。然而，这种所谓的“规模”，就像堆到一起的一麻袋马铃薯，看起来很多，可分到每一户、每一个劳动力就很少了，效率低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包产到户，解决了过去生产体制中的吃大锅饭，生产效率上来了。
到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通知》说，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同时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转包，但不能擅自改变向集体承包合同的内容。转包条件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由双方商定。”
这既明确土地承包权是每家每户的，承包的期限要足够长；同时又鼓励土地的流转、集中。可见，早在1984年，中央政策就已经很明确：包给你了，你不种就给种田能手种。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发后，一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流转土地：自己去务工经商，家里的地没有人种，给隔壁邻居、给熟人种，承包权还是自己的。所以，这些年来，土地其实一直在流转。80年代后期，在发达地区，“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讲法就开始出现了。
对于所有权、承包经营权，80年代是叫“两权分离”——昕有权归集体不变，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但没有讲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不是可以分离。例如，我承包了集体的土地，从法律上讲，集体的是所有权，我的是承包经营权。我如果流转给了你，那我到底给了你什么权？给了你之后，我还有没有什么权？时间长了我还拿得回来土地吗？这些都没有明确。十几年来，类似“我从你那里租来这么长时间，我施了有机肥，我打了机井，你想拿回去就拿回去？”这样一些矛盾纠纷时常发生。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不可以分、分开之后怎么运行？这些问题在2013年底之前没有从法律上、政策上讲清楚。
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首次提出“三权”分置并行，这对原来的“两权分离”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性发展。2016年习总书记在小岗村也讲，我们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看得明白：农民天经地义依法享有承包本集体土地的权利，因为农民家庭是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承包过来之后，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流转给别人，但不论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这个讲清楚之后，第一，对承包户来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对于流转到经营权的一方，也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这样，法理关系就清楚了。
从农业部的统计来看，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这几年一直在加速。我们有23000万个家庭承包了集体的土地，其中近30％即约7000万户或多或少流转了自家土地，流转的面积已占到整个承包土地面积的1／3以上。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民就更踏实，更无后顾之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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