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男，1955年六月生，山东青岛人。1981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翻译专业，获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文凭；1992年毕业于美国弗蒙特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美国布朗戴斯大学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执教郑州大学、弗蒙特大学、布朗戴斯大学、西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现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北卡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教授东亚文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第三世界国家比较政治、国际环保政治、三农共同体及环境危机等课程。著有《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户口制度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教育改革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现实世界的人权争论》等专著和论文几十篇，并在《中国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数十篇。

　　《从海外看中国》是作者海外生活工作30年对祖国的观察回顾、思考的结晶。作者在美国教授中国历史、国际政治几十年，对美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大都在海内外发表过。现在结集出版，以维读者。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出一个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关注，对祖国的反思，因而有所裨益。

　　《从海外看中国》：
　　曲师毕业后，我又考取河北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是曲阜师范大学外语系建校以后，第一个考上本专业研究生的人。学校党委开会决定，让我留校任教，并许诺送我到国外进修三年。他们给河北大学招生办发电报，说我已经放弃读研究生。外语系办公室的一位即墨老乡问我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才知道内情，当即给河北大学发了电报，说学校的电报不代表我本人意见。河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李书春处长在发出录取通知书后，还打电话给曲师收发室的田大爷，说我的录取通知书不得交给任何人，只能交给我本人。田大爷向我转告了这个电话。
　　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已经放寒假，1977级的毕业生已经离校。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就赶到学校的毕业安置办公室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但办公室已经锁门。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一位女老师进了大楼，我赶紧过去问她知道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毕业安置办公室的人。她说她就是办公室的人，特来办公室取她的信件，并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明了情况，她说我运气很好，碰上了她。她便在毕业生的名单中找我的名字，里边没有，我说会不会弄错了，放到了留校者的名单里，她一看果然是在那里，并说是谁犯了这样的错误。她很快给我开了户籍转移的介绍信。拿上学校的信，我就赶往曲阜县公安局。我必须在五点下班前赶到那里。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公安局的时候，那里正好关门，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要办理户口的时候，民警很高兴地给我办了。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转移证回到我的宿舍时，外语系党总支张书记、团总支书记兼1977级辅导员罗家英老师正等在那里。他们要我交出我的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转移介绍信，我就是不交。他们一遍又一遍说着党委的决定，说学校让我留校是对我的．重视和信任，说我作为1977级的团支部书记，受党的培养多年，应该知道服从组织分配的重要性。可那时的我，想的只是个人的前途，我要去读研究生。我坚持不交出录取通知书等，但他们也不肯放弃。
　　他们一直从晚上6点讲到晚上11点半。那个时候，宿舍里没有暖气，我在床上盖着被子，并不觉得冷，但他们俩穿着单鞋，已经冻得受不了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我不会一走了之的，我走前会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说他们相信我的话，便勉强走了。他们走后，我便下床，给他们俩各写一信，说了我要读研究生的原因，然后从门缝塞进了他们的家门，然后挑上行李，赶火车回家过年了。
　　在河北大学读研究生三年毕业后，河北省教育厅把我分到石家庄工作，可我的爱人在河南工作。我要求他们改派我去河南。在那个时候，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于是便自行联系了郑州大学。那时候的硕士毕业生还是凤毛麟角。郑州大学非常愿意接受我，答应去后重设档案，分给住房，并将爱人调入，我于是再次不服从学校分配。记得河北大学的同学告诉我，河大的孙校长在我走后，曾对全校的研究生讲，我带了很坏的头。若干年后，我应邀回母校河北大学演讲．曾郑重地向母校的领导和师生道歉，带那个坏头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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