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探索》：
神学家的工作主要从思想方面对神权政治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然而对掌握“神权”的主教们而言则是把神权政治理念运用于实践之中。当然，神权的扩大并非易事，因它面临的是强大的王权，王权是其扩张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同时它还必须要有广泛而雄厚的信徒基础。当日耳曼人主体皈依基督教后，主教们又面临着教会的分裂问题。因而，虽然在西罗马的覆亡后，再也没有皇帝的影子遮盖罗马主教的身躯，罗马主教变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但罗马主教也只是增进了教权。尽管他们是上帝的人间代表，但此时的罗马教廷实际上一直依赖于法兰克君主的庇护，并没有与王权抗争的能力和与其叫板的实力。中世纪前期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教皇需要强有力诸侯的保护。如在教皇的祝福下，英格兰传教士卜尼法斯在751年为矮子丕平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三年后，教皇穿越阿尔卑斯山，按照旧约的方式，膏抹丕平为上帝所拣选的国王，②矮子丕平的政变由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教皇此举的重要原因是需要一位坚强有力的保护人，而矮子丕平就是这样的人。后来丕平投桃报李，在756年他正式把拉韦纳领土赠给教皇，即“丕平献土”。公元800年，这一幕又再度上演，主角不再是丕平而是查理曼，查理曼“将自己谦卑地献给上帝”，他“早已将自己视为由上帝任命的新大卫王，并以圣奥古斯丁的宝鉴作为指导”。③这些都是法兰克君主制不断向神权政治方向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教廷也不断向教皇凯撒制演变。在此过程中，西欧封建领主和国王控制了教会人员的任命和就职，即授任圣职权为世俗势力所掌握。但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显然不愿安于现状。他一方面借助《圣经》从中找出有利于自己的“依据”，《圣经》中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最高权力来自上帝；另一方面又以公元10世纪初克吕尼重整本尼迪克会①为起点，教会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复兴运动。克吕尼等改革家们大体完成了把整个教会从世俗控制中摆脱出来并使之顺服于教皇权威的目标，约有300家克吕尼修道院从世俗控制中解放出来。1059年，教皇制自身通过创建红衣主教团也从世俗干预中摆脱出来，此后由红衣主教团选出教皇。②这场教皇制改革的策划者是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德的总执事。1073年，他被推选为教皇即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任），他上台后不久，他采取一系列强化教权的措施，如拟定了《教皇敕令》，宣称罗马教会完全为上帝所建立，教皇是西欧最高统治者且有权废除皇帝；他又完善教阶制度，编撰教会法典，并以宗教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教会的圣职授予权和对教士的最高司法权；正式禁止世俗干预圣职任职等。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教皇建立起对西欧的大一统神权，“全欧罗马教会成为最早的近代国家”。③这个国家显然是一个神权国家，居于最高地位是上帝的代理人——教皇。在英诺森三世（1198-1216）在位时，教廷神权达到鼎盛。他不仅有权掌握最高宗教权力，甚至有权废除世俗国王。显然，格里高利七世、英诺森三世的神权理念源自以奥古斯丁的神权思想，而奥古斯丁无疑植根于《旧约》中，由此又回到犹太神权政治理念那里。他们强调的主教作为上帝代理人的角色，基本等同于犹太神权政治中的摩西、大祭司的角色，他们颁布法律、解释法律、审判案件、废除国王、定立圣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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