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七月王朝
一、 喜欢持伞在街上遛达的“平民国王”
被大资产阶级借助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而推上王位的路易·菲力蒲即位时已５７岁。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身穿便服，喜欢手持雨伞在街上遛达，并不时与途中碰到的平民握手。好一个“平民国王”。
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尽管这位因领取了巨额流亡者赔偿金而成为全国最富有者之一的资产阶级国王时常仔细阅读《泰晤士报》，并不时借鉴英国资产阶级的生财之道来扩大自己的财富，但他内心里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却颇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他并不愿像英王那样“统而不治”。他不仅要“统”，而且也要“治”。让他心有不甘的是，虽然七月王朝和波旁复辟王朝同属君主立宪政体，但自己的地位和权限与前朝君主似不可同日而语。两种称谓的变动即是明证：“法国的国王”已在修改后的宪章中易名为“法国人的国王”；原先的“臣民”亦被议会用“公民”所取代。对国王来说，好在此期的法国并未实行完全的议会制。路易·菲力蒲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议会对抗，但他也绝非无所作为。事实上，他曾多次运用其任命内阁成员的权力，在某些内阁尚未失去议会信任时就把它们给打发了。
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三色旗恢复为国旗，王家盾形纹章和国家印章中原有的百合花图案不见了；报刊也不用事先接受审查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天主教又从“国教”改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此举意味着法国人既可以信犹太教、新教，也可以不信教。从今以后，用伏尔泰的话来说，每一个法国人都可以“沿着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了。新王朝倡导的宗教平等极大地平息了七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反教权主义情绪。
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依托的阶级基础却狭窄之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１８３０年，在３０００万法国人中，约有１００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１０万人有投票权。这意味着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也被排斥在选民之外，更遑论广大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了。由于“合法国民”，即享有选举权的公民整体过于狭窄，１８３１年４月的选举法将选举财产资格从纳税５００法郎降至２００法郎；“才学之士”，即科学院院士、医生、科学家、退休军官等为１００法郎；当选人财产资格从１０００法郎降至５００法郎。尽管如此，参加选举的人数也不过从原先的１０万人增至１６万８千人。参见米盖尔：前引书，第３４１页。如果说，该选举法为城市中等资产阶级参与国事开了一道门缝的话，那么，小资产阶级仍然吃的是闭门羹。
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的富有者及其代表。根据１８４０年议会的统计，其议员成分大致为：土地所有者占３０％，行政官吏约占４０％，其余３０％为从事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其主要原因是一般土地税比营业税征收得更重。因此，土地所有者也就更易获得选民资格。至于贵族院，凡不愿效忠七月王朝的贵族成员皆被清除，贵族院成员的世袭制也在１８３１年１２月被“贵族院法”所废除。与此同时，它向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敞开了大门。要知道，在复辟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是无缘进入贵族院的。就这样，大资产阶级既使“上议院”俯首听命，同时又通过选举纳税额控制了“下议院”。由此，大资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１７８９年所期望的制度。
为了维护这一
让自己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占支配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利用了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国民自卫军士兵有权选举自己的军官。不过，参加国民自卫军者必须自己支付购买武器和装备的费用，必须效忠国王。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每一个小资产者都盼望参加国民自卫军。于是，就出现了法国史家用讽刺的笔触描绘的景象：“每逢星期日，小资产者参加民兵队操练，以保卫剥夺他们投票权的政权。”
二、 大银行家当政与当权者的左右开弓
七月王朝最初两任内阁首相都是大银行家：拉菲特与佩里埃。两人分别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中的两股政治势力。拉菲特属于“运动派”（即改革派）。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杜米埃笔下的大腹便便的银行家
在“运动派”人士的眼里，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只是民主化运动的起点，今后还应继续改革。他们对内主张降低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适当地扩大选举权；对外则主张废除１８１５年反法联盟强加给法国的第二巴黎条约，更积极地支持欧洲革命运动。佩里埃属于“抗拒派”（即反改革派）。在该派看来，１８３０年宪章是一个终点，一个句号，坚决维护建立在该宪章基础上的“和平与稳定”乃是不容置疑的最高目标。不管是谁危害这种“和平与稳定”，均应严惩不贷。
新王朝建立伊始，“运动派”略占上风。因此，首任内阁首相由拉菲特出任。从１８３０年８月至１８３１年３月，拉菲特内阁在执政期间进行了某些改革，力求从发展的意义上来实施宪章。然而，“运动派”的优势地位好景不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主张不可能得到国王的欣赏与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对付经济危机与平息国内骚乱方面表现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七月革命的经济危机在七月王朝建立后仍继续蔓延。随着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粮价大幅攀升，在巴黎和一些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城市不时发生捣毁机器，抢劫面包房的事件。１８３０年１２月，巴黎发生了持续３天的骚动。反教权主义的风潮洗劫了一些教堂，其中包括圣热尔曼·奥克瑟鲁瓦教堂等。因为正统派（支持波旁王朝的王党分子）公然在那里虔诚地举行纪念路易十六逝世的仪式。在巴黎人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挑衅行动。在第二年的头几个月里，整个社会仍极度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已一筹莫展的拉菲特不得不挂冠而去。
继任首相的佩里埃曾任法兰西银行总裁、昂赞煤矿公司董事长。这位铁腕首相一上台就左右开弓，实行全面镇压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既镇压共和派和人民运动，又打击正统派。佩里埃执政期间最大的劣迹是血腥镇压１８３１年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这年的１１月２１日，里昂丝织工人因厂主在佩里埃内阁的袒护下拒绝执行劳资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举行了罢工示威。在遭到军警镇压后，工人们举行了武装起义。工人们高举着黑旗，喊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攻克了市政厅，扣押了郡守。１２月初，佩里埃竟派苏尔特元帅率兵数万镇压了这次起义。一般认为，这次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法国社会中突出起来。
从１８３１年底开始，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袭击着法国的一些大城市，造成大量死亡。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当推城市建设落后，人口过多的首都巴黎。据载，瘟疫肆虐时，巴黎每天有上千人死于非命。由于阔人纷纷逃往乡间避难，故死者多为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极差的贫民。有意思的是，始终呆在巴黎执掌首相权柄的佩里埃也在１８３２年５月１６日死于霍乱。
从佩里埃暴卒至１８３６年初，内阁更迭频仍，首相如走马灯似地变换。不过，透过此期扑朔迷离的人事更替，人们不难发现，把握政局的始终是“抗拒派”人士，尤其是他们中的显赫人物，人称“三驾马车”的勃罗伊公爵、梯也尔和基佐。
七月王朝虽然自称是全民族的王朝，但它却始终遭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翼的反对派是被暴力排斥于现政权之外的正统派，其代表人物是贝里耶和夏托布里昂。让正统派人士念念不忘的，就是复辟正统的波旁王朝。他们在巴黎的影响虽然极其有限，但在乡村和外省的城市中却有不容忽视的势力。在这些地区，“城堡”的候选人，即贵族的候选人往往在选举中击败“店铺”的候选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候选人。不过，正统派对新王朝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１８３２年４月，七月革命后逃亡外国的贝里公爵夫人在马赛秘密登陆，准备在南方发动推翻路易·菲力蒲的起义。她在马赛受到挫折后，又逃往南特和旺代，力图煽动西南部王党叛乱。这年１１月，贝里夫人在阴谋即将得逞时被当局逮捕。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守寡多年的她在身陷囹圄时，竟产下了一个与意大利贵族私生的女儿。此事不仅使贝里夫人的“冒险事业”可笑地结束，而且更使正统派声誉扫地，一蹶不振。在此之后，正统派对政府的威胁逐渐被削弱。
令七月王朝的当权者更感不安的是来自左翼的反对派——共和派。共和主义此期在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闻记者和某些军人中拥有为数可观的信徒。共和派中的佼佼者有新闻记者阿尔芒·卡雷尔、阿尔芒·马拉斯特、律师加尼埃·帕热斯、学者拉斯帕伊和有名望的资产者卡芬雅克。他们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实现普选，建立共和。由于他们认为，工人们在识字后会更好地接受共和主义思想，故共和派非常注重扫除文盲，力图建立公共教育制度。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共和派利用著名的共和主义活动家拉马克将军出殡之机，联合数万名工人、手工业者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在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后，示威游行很快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们筑起街垒，树起旗帜，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展开激战，次日，最后一批起义者在圣默里修道院内院被全部杀害。雨果在其不朽之作《悲惨世界》中曾艺术地再现了这次武装起义。
在这次武装起义被镇压后，共和派在１８３２年底建立了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的秘密会社——“人权与公民权协会”，简称“人权社”。与其他秘密会社相比，“人权社”会员最广泛，组织最完备，纲领最新颖。由此，它很快就担负起领导共和运动的责任。为了避免官方对２０人以上的组织的追究，“人权社”策略地化整为零，即设立了众多由１０—２０人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分别以大革命时期的英雄冠名，如罗伯斯比尔组、马拉组、圣茹斯特组等等。这一时期，法国的共和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开始呈现出合流的趋势。里昂工人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与政府军展开激战。对此，政府更是惊恐不安。
１８３４年４月９日，里昂工人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是一次比第一次起义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的起义，同时也是一次共和主义的起义。起义者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在传单上庄严宣告：“我们所争取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我们祖国的幸福，是未来的保证。”经过４天的激战，１万３千名政府军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里昂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直接推动了４月１３日巴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起义。这天，“人权社”各小组成员在巴黎许多街区筑起街垒，与布若将军率领的４万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激战。时任内政大臣的梯也尔凶相毕露地对前去镇压的军人下令：“见一个杀一个，不要留活口，不要心软。……我们要堆成３０００名乱党的死尸堆。”次日，在战斗已近尾声时，政府军仍根据梯也尔的命令在特朗斯诺南街进行大屠杀。仅在一所房子里就有１４人全部被害。法国１９世纪最著名的漫画家杜米埃当时正在距这所房子不远的地方。后来，他在名画《特朗斯诺南街》中以触目惊心的画面记录了梯也尔的血腥罪行。
１８３５年７月２８日，冒险分子菲厄斯基为了暗杀路易·菲力蒲国王，在坦普尔林荫道安置了一颗“诡雷”。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包括莫蒂埃元帅在内的２８名国王卫队的官兵命丧黄泉。不过，这次暗杀事件的真正目标——国王却死里逃生。事发后，梯也尔借机加强了对政府的反对者，尤其是共和派的钳制。于是，就有了臭名昭著的“九月法令”。该法令大大简化了对政治叛乱“罪行”的起诉与判决手续，规定一切冒犯国王、攻击“政府的原则与形式”的行为将受到严厉惩处。更有甚者，“共和主义”一词也被取缔，若有人自称共和主义者，他就是“非法之徒”。诚然，从表面上看，当局并未恢复报刊检查制度。但如果报刊上登载的文章被证明是煽动“对国王的仇恨”与“对现政权的不满”，那么这家报刊就会遭受最严厉的处罚。这对共和派报纸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它不可能不抨击现政权。很快地，有３０种报刊被禁止发行，“新闻自由”受到了粗暴践踏。
随着当局的高压政策步步升级，共和派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政府更加仇视，推翻七月王朝的决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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