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评论（第十七辑 2019 No.2）》：
更严酷的现实是，皇室赋予商人的特权从一开始便不是免费的午餐。皇商所面临的困境在于，虽然一方面其成功的经营不得不依靠政治权威所赋予的经济特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皇家特权的过度依赖也将自身置于了易受皇室经济剥削和政治打压的不利处境中。于商人而言，皇室所赐予的经济特权的不利方面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自愿报效”。尽管早在1645年文献中便可见商人报效军需的记载，但第一次大规模的商人报效则出现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皇室频频要求皇商在水旱灾害之际、河工、战争之时报效银钱。②乾隆时期，其军事活动频繁且规模之大在乾隆所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可见一斑。③乾隆年间，皇商们至少一年一次，常常一年数次地被要求报效。报效的数额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三十万两，增长到了18世纪中末叶的一百万两之多。1773年和1792年，每次报效的数额竞高达四百万两。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也多赖盐商出巨资。报效实为皇商无法逃脱的沉重经济负担。④
作为对盐商的补偿，乾隆时期，朝廷加大了对报效有功的盐商的恩赏。康熙朝报效的商人获赐五品官衔已是殊荣，而乾隆朝报效的盐商多被赐为三品。乾隆帝还对报效盐商召见、赐宴以为宠络。此外，皇帝还御批加斤、加价、豁免、缓征，使盐商在运盐行销中得到实惠。1767年，两浙的报效盐商便获得了“每引额定盐斤外加盐五斤，免其输纳课项”的恩赐。⑤来自皇室的恩赐极大地提高了盐商的社会、政治地位。
然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1770年代和1780年代开始，皇商在遭遇了巨大的经济亏损后，巨额债务缠身的皇商成为官府追讨的对象。此一时期，皇商经营项目利润率的锐减是私盐泛滥、铜钱贬值、各类加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①自然灾害更加剧了本以伤痕累累的商本的脆弱性。②乾隆末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盐商人不敷出、无力偿还帑银、无法兑现帑息和盐课的案例。起初，鉴于帑本的亏空实质是皇室的亏空这一事实，皇室常常以宽限还款时日、借贷周转资金的方式竭力挽救困境中的皇商。然而，在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新注入的资本只起到了延缓亏空浮出水面的作用。1763年，作为长芦总商的王至德便被迫变卖了自己的盐厂。即便如此，为了偿债，他不得不又变卖了旗下的当铺、地产，还借了高利贷。15年的辛勤经营，不但没有使王至德摆脱债务，反倒使他更加债台高筑。1771年，内务府剥夺了王至德之子的皇商身份，抄没了王氏的家产。这个曾经显赫一时、世代皇商的商人家族最终走向了破产。③
或许盐商范氏的兴起和衰落最能说明皇商所获赐的特权所具有的双刃剑属性。通过在北方边疆开展长途贸易赚取了第一桶金，范永斗不无远见地奉献钱财给了当时刚刚崛起的满洲政权，奠定了此后范氏家族与清廷的利益纽带关系。满洲入关后，范永斗自然地成为内务府登记在册的皇商，并获赐官衔。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很快为范氏打开了参与买办铜斤和盐专卖这两项当时获利最丰的贸易机会。此外．范氏还获得了清政府颁赐的木材生产和运销的特许经营权。18世纪早中期准噶尔战役之际，范氏家族以累世积累而来的边疆活动经验“出私财助军兴”，不仅协助保障了边疆军粮的供应，而且还帮助节省了巨额的国库支出。此一军功进一步促进了范氏家族与皇室的联盟，可谓既富且贵。1781年，即抄没范氏财产之前两年的财产清单揭示，范氏家族“在直隶、河南两省的二十个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置有囤积盐斤的仓库，在苏州设有管理赴日铜船的船局，有洋船六艘。此外，还在北京有商店三所，张家口有商店六所，归化城有商店四所。在张家口置有地产一百零六顷。分布在各地的房产近一千间，以及盐货二十六万余包，为运盐使用的大批绳索席袋，等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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