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欧洲命运共同体之路》：
由此可见，英国的海外政策已开始从“掠夺一统治一贸易”逐渐向“航线一中转一贸易”的模式演进，并依此对海上力量进行部署。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力量部署也被学者认为是一种全球性事务被管理的形式与过程，它有着相关的规则、制度安排和法律等，或可概括为“贸易优先于统治”。②具体来看，英国的这种“全球治理”既是对全球秩序的规范和控制，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因此它的“全球治理”偏向于是一种“强权国家对世界事务的管理和调控”。③
国内政界的思想和心态也对海军定位产生了一定影响。1815年后，随着英国的繁荣和英帝国的强大，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性心理日益明显。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潮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倾向，政府经常使用爱国主义修辞来强调人民与政府的一致，从而宣扬英国作为“自由先锋”帮助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使命。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50年代“罗马类比”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深厚的古典教育传统加之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思想的萌发、高涨，以及学术先驱对罗马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合力造就了19世纪中晚期的思想风潮。在这种氛围之下，“罗马”成了英国帝国话语当中的一个基本元素。④虽然罗马时期的大规模海战并不常有，舰队所发挥的政治、军事作用却不可小觑，所以尽管这无法给英国提供直接的战斗经验，但仍被英国政界和学界看重。英国学者斯托巴特指出，“罗马照亮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而现代英国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从罗马历史中汲取类比，并为自己未来的道路寻找教训和指引”。⑤他们援引了诸多罗马时代的军事案例，来进一步论证海军之于英帝国的重要性。他们指出，英国海军力量的主要任务，是同贸易、帝国、外交和少数武力行动一道，按照英国的方式共同塑造19世纪的世界形态；①亦即，英国并非要建立以暴力征服、统治世界为主要特征的罗马式的军事霸权，而是要建立一种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它将从这一秩序中收获安全、行动自由和繁荣的贸易。总之，以海军的实力给对手造成震慑，“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得世界在英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范式的框架内运行，或许就是一切转型想要达到的最终效果。
以这种社会意识和战略思想为先导，海军在19世纪展开与介入战争的模式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在波罗的海部署了舰队，牵制住了俄国大量的军事力量；在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陆军在海军的掩护下登陆，二者协同作战，但主要的战役过程是由陆军完成的。同时，各国一边拉拢中立国准备战争，一边准备和谈，边打边谈，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②海军成为政府间谈判磋商的砝码，英方据此对俄持强硬态度。可以看出，海军在战争中的直接“戏份”有所减少，但它的存在与出击依然有着较强的威慑力。类似的场景在同期的亚洲也曾出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在数量、吨位、武器等方面都领先清朝舰船，且其作战方略明晰，义律给巴麦尊的密函中提及，要以收缴鸦片为借口，“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有力的打击”。③据统计，在约2万人的英军中，海军有8000人，陆军为12000人。④这表明，海军愈加向配合陆军作战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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