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民族历史写作》：
虽然圭查迪尼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是他证明命运的作用的方法是要准确探究历史事件的理性解释的限度，而且他直接关注的是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理性解释。因此，政治领袖人物的心理和动机分析就成为历史家的重要任务。原来历史家不仅要描述事件的发生，还要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而在《意大利史》中，事件原因的解释则优先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圭查迪尼认为，人总是有个人利益的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关注各不相同，满足个人利益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人的私利取决于各种因素，其本身变动不居。历史家通常是根据公认的善恶观来判别个人行为，而圭查迪尼在其《意大利史》中则将维护私利看作基本人性，是唯一不变的因素。人物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能简单以善恶来分别。他认为，人的品性只会表现于一系列事件中，并且为事件所改变和塑造。“圭查迪尼根据人物看得到的涉世行为来勾勒人物性格，其性格刻画达到了非常高的心理现实主义水平。”①敏锐的心理分析是他历史叙事的一大特点，书中描述了查理八世、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卢多维科·斯福扎等重要人物的性格，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对意大利人的影响。
圭查迪尼认为，人根据对实际情势的判断来做出决策，但行为结果并不总是如人所意料，因而人最终会根据出乎意料的结果来改变其意图。他探究了从事件发生到引起行为者心理反应的过程，他认为这一心理反应会使行为者产生新的意图，从而施行进一步的行为。于是，《意大利史》的叙事既有实际事件描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动机分析。圭查迪尼试图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动机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人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如理性分析的那样导致它应有的结果，相反，其结果往往为人的意愿和欲念所扭曲。因此，人的妄想和谬见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圭查迪尼要说明政治事件的理性解释的限度，这一企图使他的《意大利史》有了又一个创新，即他的历史著作的地理空间和编年框架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我们称圭查迪尼的这部著作为《意大利史》，但他本人从没有用过这个书名。他提到这部著作时称其为“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历史”。圭查迪尼承认意大利因其文化上的优越性而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然而，他并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坚信意大利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意大利史》的主题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意大利，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事件。意大利的各种势力并不适宜于分别作为各城邦历史的主题来叙述，因为各城邦内部的发展与其他城邦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发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又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的事件密切相关。圭查迪尼认为，他必须要讨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因为那里发生的事件常常与这里发生的事件相互关联”。
圭查迪尼的著作的主题是由一个内在逻辑来规定的，其范围延伸到西欧其他国家是确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要求。在讨论意大利事件时，他把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发展囊括进来，从而证实了整个西欧密切联系。他对广阔政治场景的关注无疑与他担任佛罗伦萨外交官、教廷行政官员和教皇顾问的从政生涯分不开。他在其著作中融人自己的政治经验，这有助于使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意识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国家体系的存在。在圭查迪尼看来，历史能够，而且必须划分为时期，而历史时期的划分应该取决于历史过程的内在性，而不是根据哲学或神学的假设。在1535年，圭查迪尼打算写一部回忆录来记述他担任教皇顾问，以及在科涅克同盟战争期间担任教廷军队指挥官的经历，其著作体裁准备效仿恺撒的《战记》。然而，到写《意大利史》时，他将回忆录的内容用到了这部著作中，作为第16卷和第17卷。圭查迪尼从写作恺撒式的评注转而撰写历史著作，或许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写作历史来赢得更大的声誉。这部历史著作之所以要从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开始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追溯到因果链的起点，才能真正使那些事件真正得到解释。尽管《意大利史》非常冗长，但它是一个整体，其时空范围都取决于因果关联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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