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德问学集》：
（1）不迷信欧美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新理论。求新、求异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之一。但问题在于，理论发展史上纷至沓来的新奇之论就一定有价值吗？对此，布尔曾指出，“有时，新思想的提出的确是一种贡献……然而，它是否比以前的思想优越则并无定论”，在一些新作品中，“旧的真理被忽略，或者旧的错误重新出现，或者对问题的研究不如以前那么精细和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国际关系和类似的课题中经常会发生实际上的倒退。许多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属于这种倒退，而学术环境的许多特点则促进了这种现象的产生”。遗憾的是，布尔提出该观点后近四十年间，人们仍能不时找到它的注脚。前几年被热炒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集中体现这一理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尽管洋洋数十万言，并得到塞缪尔·亨廷顿、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肯尼思·沃尔兹等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大腕们的强力推介，但正如许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把二战后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论述到偏激”以外，它实际上“原创性甚少”，并且是一种“返古的理论”，同时“在分析技术上远不如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2）不迷信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笔者承认，科学哲学、科学方法的确都是好东西，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引进和运用科学哲学、提倡和推广科学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品质，匡正以往这方面作品存在的“扎实的新闻作品”的不佳现象。但首先应当明确，科学方法仅是人类获取真知的一种手段，以理性主义作为基底的科学哲学也只是人类实现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的一种途径。换言之，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哲学、科学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因而在使用上都要有一定的限度或者说是条件，泛科学主义、科学方法至上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情况尤其如此。马克斯·韦伯曾用嘲讽的口吻谈道：“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布尔更是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深刻地剖析过科学主义的局限。他在肯定国际关系学者从自然科学和其他“较硬”的社会科学中寻找方法论的努力并由此取得一定成绩（如“国际关系的写作总体上更精致了”，在方法论上有了改进）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哲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的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一方面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人们关注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研究迹象。”因此，如同不能用理论裁剪现实一样，也不能用科学哲学去裁剪理论。重视和运用科学方法，但要注意这些方法的适应条件和对象的特点；讲求科学方法，更要注意科学方法论；研究和提倡科学方法论，更要注意不断提升对于国际关系的整体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也就是冯契先生提到的能够“具体生动地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的“理性的直觉”和智慧这一“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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