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二牟宗三眼中的西方现代性
在考察了西方文化的源流之后，牟宗三直面“西方现代性”本身展开论述。概言之，西方现代性作为唯一具有现实性的“现代性”形态，在牟氏的视野中呈现“成就”与“问题”两个不同的面相。
1．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成就
西方现代性极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同时成为各种文化之“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对于身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牟宗三而言，对西方现代性的认知首先来自其强大的现实力量，因而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人近代以来，本有其积极之成就：一为民族国家之建立，二为科学之发展，三为自由民主之实现。此中皆有人类之积极精神在”。①这里所谓的“人类之积极精神”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中自古希腊以降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刺激下得以充分地表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源。故它能开启西方近代的文明与文化：由于‘知性’的解放，而得以成科学；由于民族的自觉，而得以建立民族国家；由于人性人权的自觉，而得以建立民主政治。”②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西方现代性推动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人权运动’的兴起，造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再加上‘知识解放’而后有科学的进步，三者即为西方现代化的条件。更进一步讲，从中世纪解放而来的现代化，具有中世纪以前所没有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使得人类真正的精神价值，比以往实现得更多，这就是进步。”③这里，牟氏立足于“人类精神之实现”的立场，对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成就予以高度的肯定。以下就其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首先，民族国家之建立。牟宗三对“国家”的理解是：“国家是一民族的集团生命在民主政体之成立中而被建立起。国家既不是一个破碎，它当然是一谐和的统一体与整体。成就国家的普遍性与成就民主政体的普遍性是相同的。”“国家是紧扣着民主政体之建立而建立，故国家亦是主观自由（意志或精神）与客观自由（意志或精神）之统一。不过民主政体是单就政体说，而国家则就此民主政体以及其所笼罩之全社会整个说。”①牟氏将“国家”视为“自由”的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内在地包含着“民主政体”的建立，正如他反复引证的，这种对“国家”的基本观念来自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合乎]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抽象地说，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具体地说，这里合理性按其内容是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一。”②牟氏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进程：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中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受到质疑，被“上帝之城”的观念所遮蔽的世俗世界中的民族、文化差异得到重视，方言俗语逐渐代替拉丁语成为民族国家的日常用语，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经由人权运动，国家形式得到了制度保证。③牟氏指出，“民族国家”的本质在于精神的客观化而获得了“现实性”，中国现代化的首先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使之由“主观形态”转为“客观形态”，而这一步与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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