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第三辑）》：
三、仁慈与正义作为历史的动力
现在，读者就来到了米什莱历史的开始处，巴特将进入到米什莱历史的具体内容中——第三部分：“被我们愚蠢地归入阴性的历史”。最终归于虚无的历史还是有其内容和动力的，动力是仁慈与正义，而“内容”就是这两个塑型因素作用下的事件、人物与现实的显现。在塑型作用之下的内容同时被巴特称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畸胎学”。
仁慈和正义仿佛阴阳、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二者永远伴随，“仁慈跟自然法则（共和制度的法律）的规律性截然对立，仁慈与正义组成一对，它有半道义、半生机论的性质，二者引起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二元对立，因为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仁慈对正义、宿命对自由、基督教对大革命。历史不过是二者的角力，是一个停滞与奋起的悲剧性连续体”。巴特说仁慈在米什莱那里是万恶之源，具有多样性，仁慈仿佛是化解一切的阴性，老子所说的众妙之门，如烟草和麻醉品，烦恼，还有小说，都被视为“仁慈”的因子：“许多国家和时代都深受其苦，它们在梦幻中沉沦，忘记了孕育生产的义务，只挂念着吸烟饮酒，丢开了历史，它们从丰饶能产的织物层中消失了：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小说有一种吸收的功能，它背离历史，也就是背离正义；这是一个任意性、仁慈和幻觉的典型范畴；塞万提斯和罗耀拉的西班牙便沉迷于小说、沉迷于神迹的幻象，因而让历史的线索从指缝溜走，西班牙从运动中消失了。”这里尤其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小说作为一种仁慈的吸收因素，它背离历史的阳性驱力，它是停顿与吸收的阴性。巴特与小说的关系我们将会放在后面论述，其实他早有关注。这种仁慈是一种停滞和昏睡，例如中世纪，米什莱称之为“抄袭者的文明”，之后的君主时代也是非生产性的，“中世纪的抄袭者此时正变为正人君子，都是不结果实、晦涩和孱弱的人物，例如蒙田；懦弱而被动的人物，例如末流贵族，他们是莫里哀、费内龙和卢梭等古典时期的教育家培养出来的，与之截然对立的是，英雄豪杰和公民，一如正义与仁慈之间的对立。”这里顺带可以看出米什莱的历史仍然以大革命为重要的分水岭。
女人和英雄是仁慈和正义的表现形态，“女人世界是那些摆脱了雄性的正义原则的国家、人民和世纪，它们因而注定过着一种寡居生活，不是枯燥，就是放荡，总之不结果实。这一点能够解释女人世界的歧义性：有时软弱和放纵，处于颓靡状态，属于这种情形的有原始叙利亚、各路狄俄尼索斯教派、莫利诺斯圣宠派和寂静主义；有时冷漠无情，声色俱厉，坚硬如石头和利刃，例如圣书之民（犹太人和穆罕默德的信众）”。
正义的形象和仁慈的一样多，第一个形式便是撒旦：多产、富有创造力。英雄则是正义的第二个主要形式，是“把正义放人历史中的人”，路德、拉伯雷、莱布尼茨，还有18世纪便是其表现。巴特说米什莱把自己变成了双性人，因为他是“在仁慈的怀中孕育正义的人”，这种能力不是随时具备，只在某些时刻，对米什莱来说是一种时断时续的能力。
仁慈和正义的主要形象，或者说，它们的一种现象学变更的尽头便是基督教和法国大革命，“前者是一种环境，后者是一股力量……犹如两种性别，互为补充：它们是两种角度，一个凹陷，一个突出。历史就是一场爱情纠葛”。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正义通过行动构成历史的受精行为，18世纪正是最伟大的英雄和行动的世代，“革命是正义的本质所在，它始终存在，只是在流动中像胎液一样多少受到阻碍而已”。米什莱根本不严格遵守“基于时序的历史逻辑”，革命是“剧情的巅峰，解释了整个过去的历史”。革命折断了时间，甚至不参与时间。巴特评论道：“他领悟到革命的全体性，历史的每一分钟都被它滋养，因此可以把它置于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而不会破坏事件深刻的内在秩序，只因革命永远适得其所。米什莱把革命写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时，没有半点踌躇。”
但是如果记得仁慈和正义的互为阴影，那么革命还不止步于上述形象，巴特评价道：“任何爱情纠葛都不过是一种延迟的身份。同理，法国大革命其实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篡位者的形象”，米什莱如同教皇，为大革命授权，“米什莱的全部叙述都是缓步前行的仪仗”。米什莱生活在大革命的影响余波之下，在他那里，这就是终点，大革命之后包括米什莱自己生活的时代都只是“一部后历史而已……正如从耶稣之死到末日审判，耐心的上帝为基督徒提供的那段光阴”。
巴特很清楚，米什莱自己仅只是历史中的共和派，他没有参与那个世纪的行动，总在关键时刻逃之天天，“他的勇气只有次要的、装饰的意义（其诚意却不容置疑）”，他作为末代遗民有一种孤独感，“他只能让19世纪作为世界末日进入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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